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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劝道：“百熙，我觉得不妨把飞机乃至经世大学部分搬迁西安或成都，这样既可以惠及三省学子，又避免别人像载涛一样隔三差五的拿捏，也不失是狡兔三窟之计。”
孙元起忽然想起抗日期间，母校曾西迁陕甘，与北平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组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同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也在昆明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各自都重新返回了自己的校园，却也在西南和西北留下了西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医学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以及云南师范大学等苗裔，确实推动了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想到此处，他终于点了点头。
杨度又道：“至于第三点，那就是要利用今冬明春的时间，对川、陕各地进行一番梳理。只有这两省安定稳固，我们挥师入藏才有意义。如果后方动荡不安，两路大军就会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即便攻下西藏，也难以长期固守。”
就在这时，门卫来报：“老爷，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纶、四川省陆军小学堂总办尹昌衡、重庆府中学学监张培爵等四人前来拜见！”
杨度大笑：“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第二八一章恶竹应须斩万竿（上）
孙元起眉头大皱：“怎么他们又来了？不见！”
为什么孙元起对他们颇为反感呢？这就孩子没娘说来话长了。但真要说起历史根源，还得追溯到几个月前的保路运动。
由于清政府强制推行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四川保路运动，事件中川人不理性因素前文已经论及，此处不再赘述。但保路运动之所以如火如荼，让川人群情激奋怒不可遏，最终导致局势糜烂不可收拾，三股势力的推波助澜功不可没：第一股势力是四川士绅，也就是四川铁路的股东代表。
这群人一来很有钱，——废话，没钱也无法参股铁路修建啊！不参股铁路，政府的铁路干路国有政策跟他们有一毛钱关系？没有关系，他们才懒得跟政府对着干呢！二来他们还有权，1909年9月成立的四川省谘议局就是他们的活动舞台。所以当清政府不愿补偿川汉铁路总公司300万两亏空时，他们马上行动起来，利用各种舆论对铁路干路国有政策大加鞭挞，鼓动普通民众奋起反抗。至于他们自己，既爱惜羽毛，更爱惜生命，只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扇阴风、点鬼火，偶尔做做摇旗呐喊的嘴皮活，绝不会亲自冲到第一线。这些士绅在清末的政治版图中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立宪派。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二十世纪初的精英、公知。
第二股势力是四川袍哥，也就是以“反清复明”为职志的民间秘密社会。袍哥是哥老会在四川的俗名，在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则称为“红帮”。哥老会与洪门、青帮齐名，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著名的三大帮会之一。名义上是帮会，说白了就是成组织的黑社会。
当然，黑社会组织也不全是罪大恶极，他们在维持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方面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比如日本的山口组，据说东京街头发生打架斗殴，最新出现并加以调解的必定是山口组。然后才是警察。但这种大规模、成组织的黑社会历来是政府的心腹大患，直到现在也不例外，必欲除之而后快，包括上面提及的山口组也都是政府打击的对象。所以袍哥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第三股势力是革命党。主要是同盟会成员。早在1906到1910年间，革命党人已经在四川发动了数次起义，但仅凭着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自然无一成功。当袍哥在士绅的怂恿和支持下成立保路同志会后，革命党人发现这是一个可以利用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所以川籍同盟会员纷纷潜回四川，联络新军与袍哥中的支持者。酝酿起义。革命党的插足，使得保路运动迅速从和平请愿转变成武装暴动。
孙元起是被新社会教育成功洗脑的国家主义者，同时作为清政府要员，认真阅读过盛宣怀的奏折，认为中国要想发展，全面整顿铁路交通大有必要，故而在心底里对铁路干路国有政策非常支持。自然而然，也就对因一己私利而阻扰铁路国有的四川三股势力没什么好感。
正是因为保路运动愈演愈烈。这才有了孙元起入川。
孙元起带领第四十四混成协的一个标精锐进川，自北而南且抚且战，最终成功入主成都。执掌四川大权。在此过程中，三股势力也多多少少给孙元起一点情面，并没有极力反抗，所以他们自认为有恩于孙元起，都希望能在新政府中分一杯羹。
既然他们识相，孙元起也不为己甚，毕竟入川过程中确实受惠不浅，而且新政府也需要各种势力的鼎力支持。但和他们见过一次面之后，孙元起就彻底失望了：且不说四川士绅的老奸巨猾，也不说革命党人的热血冲动。光看四川袍哥的奇特打扮，就知道他们是“竖子不足与谋”：袍哥的口号是反清复明，眼看武昌起义成功、四川各处兵起，自以为光复中华成功，便开始恢复汉家衣冠。可是满清统制中国已经二百六十余年，大家早已习惯于长袍马褂。谁还记得汉家衣冠是什么模样？袍哥又是没文化的无业游民，根本没有能力去考究明代人穿什么衣服。好在“伐柯者其则不远”，川剧舞台上的古代英雄、巴蜀庙宇里的各种神灵就成了他们的取法对象。只见袍哥舵头们一个个腰佩宝剑，脚蹬花靴，头扎英雄结，身披英雄氅，内穿蟒袍，招摇过市。在孙元起看来，他们根本不是来议事的，更像是来参加总督府举行的化装舞会！
杨度在他们走后也大摇其头：“以前看《后汉书》，里面说更始帝部下‘皆冠帻，而服妇人衣’，又说‘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著绣面衣、锦裤’，还以为是虚诞不实之词。现在看来，真是史不我欺！以古度今，既然更始帝最终兵败身死，那么这些袍哥也难成大事！”
章士钊、杨永泰等人也齐齐点头，一副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样子。
但这些人却没有自知之明，见没有如愿以偿，便隔三差五找到总督府来。恰好孙元起此时遇到禁卫军围攻经世大学，哪有闲工夫理会他们？直接吩咐门卫道：只要是他们前来拜访，一直婉言谢绝。谁知他们却锲而不舍，纵使闭门羹吃了无数，依然不改初衷。这不，听说经世大学解围，又急吼吼地登门拜访来了。
门卫听了孙元起吩咐正要退出书房，杨度急忙阻止道：“且慢！”然后对孙元起说道：“百熙，这些人都是川中头面人物，婉拒他们一两次还好，要是一直避而不见，他们必然心生怨怼。我们现在手握强兵，他们也许会隐忍不发。一旦我们派兵入藏，川中空虚，他们很有可能勾结外敌伺机作乱。所以我们要尽快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长期悬而不决。”
孙元起眼睛一转：“皙子，你这是攘外必先安内之策？”
提起攘外必先安内之策，我们下意识会以为这是常凯申同志的独家发明，其实这句话最早可以上溯道春秋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提出的“尊周室，攘夷狄”，二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圭臬，像西汉晁错、北宋赵普、明代于谦都有引述，本朝太祖也说过类似的话，那就是著名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理论。
常凯申当年被后人诟病不已的计策是先对日妥协、全力剿共，然后在削平逆粤、抵御外侮，其实是很有见地的。可惜他没有善始善终，为形势所迫组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结果在“攘外”成功不久，自己也被昆仑同志攘到外面的小岛上去了。
杨度笑道：“不错，正是攘外必先安内。所谓‘长痒不如短痛’，我们必须要尽快解决这些后顾之忧。至于如何处理，请他们进来之后，百熙你听我说话便是。”
孙元起点点头，吩咐门卫道：“去把四位客人请进来吧！”
杨度站起身：“百熙，我们也出去迎接一下吧！打一巴掌之前，总要先给个甜枣吃不是？”
孙元起带着杨度、章士钊迎出门外，远远看见蒲殿俊一行四人，拱手大声说道：“蒲议长、罗议长、尹总办、张学监，四位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请恕罪！”
蒲殿俊等人急忙快走几步，正欲依礼下跪参见，却看见孙元起刚剃不久的寸头，惊愕之下有些不知所措：“没想到总督大人居然如此支持革命，属下不知是应该给大人鞠个躬，还是依照西洋礼节行握手礼？”
孙元起笑着牵过蒲殿俊的双手：“蒲议长何须客气！你我年岁相仿，不妨以兄弟相称，何须拘泥虚礼？来来来，诸位屋里请！”
奉上茶水之后，孙元起又主动告罪道：“前些日子孙某有些要事处理，对诸位难免有怠慢之处，还请恕罪。今天就以茶代酒，向四位巴蜀贤达俊彦陪个不是！”
蒲殿俊等人连忙起身：“不敢当、不敢当！蒲某等不知轻重缓急，三番五次冒昧来访，应该先向大人赔罪才是。属下得知清廷不顾天下物议悍然围攻经世大学，也是义愤填膺，曾在报纸上大声疾呼，号召各省咨议局同仁致电摄政王，要求立即息兵弭和。不意大人前日突然派出飞机胁迫皇宫，迫使清廷主动退去，经世大学安然无恙，真是可喜可贺！所以我等不揣冒昧，特地登门庆贺。”
孙元起道：“诸位真是有心了！孙某才疏学浅，初临贵地，以后少不得要借重诸位乡贤，到时候还望不吝赐教！”
罗纶冷冷地说道：“孙大人学问深邃，蜚声海内外，尤其是著书立说、创立学校，功在千秋。只是此番主政四川，厘军治民，察官举吏，不知准备施行何等仁政，惠及巴蜀万千齐民？”
罗纶这句话似褒实贬，明里暗里讥讽孙元起只懂教育，不懂政事。杨度顺势接过话头：“我家大人下车伊始，人地生疏，至于如何施政，正想向诸位请教！”…）
第二八一章恶竹应须斩万竿（下）
果然，蒲殿俊、罗纶二人听罢脸色大变。
蒲殿俊急忙说道：“大人，蜀中四面环山，自古有‘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之谚语。尤其是东下，长江水道夏季冰雪消融，江水暴涨，滂沱横溢，行舟每有倾覆漂没之险；冬日冰雪封山，江水枯竭，礁石露出，行舟又有触礁毁船之虞。而陆路则需要翻越大巴山，道路崎岖险峻，难以输运重物。修建川汉铁路乃是大势所趋。
“铁路修通之后，不仅可以使得以后出川不再受制，而且加强四川与湖北乃至湘、赣、苏、皖等地的交流，乃是大有益于巴蜀民众的好事情。孙逸仙先生在宣扬革命精神时候，也经常讲到以后国家官员上自总统、下至职员，都要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大人初临四川，万众翘，正当除旧布新，为百姓谋福祉。当此之时，不妨以兴办川汉铁路为施政后第一件要事，让川中士绅百姓感受大人惠民爱民之心！”
杨度微微一笑：“蒲议长，我家大人已经说过，川汉铁路既已改由商办，以后政府不再插手。如果我家大人在把兴办川汉铁路作为施政后第一件事，那这条铁路究竟是商办？官办？还是官绅合办？”
“……”这种关乎川汉铁路公司根本的问题，蒲殿俊自然无法回答。
杨度又道：“如蒲议长刚才所言，既然此事大有益于川中士绅百姓，想来他们必定踊跃参股，又何必以官府名义强行摊派呢？”
蒲殿俊苦笑道：“想来皙子先生应该读过《史记》中《商君列传》一篇吧？所谓‘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见於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谋於众’，这几句商鞅劝说秦孝公的名言，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川中百姓不愿主动参股的根本原因。”
蒲殿俊说的大体没错，虽然川中士绅积极推动修建巴蜀铁路是为了谋求私利，但在客观上却真的大有益于巴蜀民众。只是这种好处是长期的、隐形的。或许对于一辈子都难得走出一次县城的普通平头百姓来说，顶多就是洋火、煤油这些舶来品种类更多些、价格更低些。相比之下，每年在田赋外另外加收的捐税却是非常直接和显而易见的。所以对于小农意识强烈的百姓来说，他们根本不愿意参股什么川汉铁路。在他们心目中。川汉铁路和种地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杨度却道：“圣人有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川中百姓不愿主动参股，那么各地各级咨议局就应当积极劝说晓谕，使他们知道修建川汉铁路的重大意义，而不是直接强行加派。现在已经是民主开明的新社会。风气日新，民智渐开，相信各位士绅只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想来川中百姓还是会主动参股的！”
蒲殿俊、罗纶二人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孙元起又问尹昌衡、张培爵道：“硕权、列五，你们二位今天到访，不知有何指教？”
尹昌衡先答道：“回禀总督大人，我四川省陆军小学堂遵照清廷光绪三十一年（1905）颁布的《陆军小学堂章程》，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在成都北校场创立。每年招收一百名15岁～18岁青年入学。学制三年，毕业后升入南京或西安陆军中学。清廷本欲借此培养忠君尚武的各级官兵，不意最后却成为革命的策源地。此次保路运动兴起。我陆军小学堂学员与有力焉！
“如今清廷覆亡指日可待，陆军小学堂尚有第四、五期学员尚未毕业，如果继续开办，以后毕业学生将升到何处学习？学堂所需弹药粮饷、人员开支是否仍由总督府照旧拨付？如果停办的话，那么未毕业学员将如何遣散？标下不敢自专，特来请教大人该如何处置。”
尹昌衡是川人中少有的高个子，看上去满脸斯文气。但在真实历史中，他却是个敢于把末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开刀问斩的猛人。赵尔丰虽然在应对保路运动上有些过错，但他在处理滇、藏两省边务上是做出丰功伟绩的，尹昌衡一半为了自己立威、一半为了平息成都民愤而将赵尔丰斩于明远楼。却是有些过分了！——当然，孙元起历史没学好，不知道面前这位圆脸的高个子和张文祥一样，是个敢于杀总督的猛人，否则他一定会浑身发毛、避之不及吧！
话音刚落，张培爵也跟着说道：“我重庆府中学堂（现重庆市第七中学校）早在数年前就积极发展革命党人。策划革命活动，乃是革命胚胎之地，全校师生无不心向共和。武昌举义成功之后，人人欢呼雀跃。然而闻说满清如今依然盘踞中原、华北一带负隅顽抗，纷纷想要弃笔从戎，用‘铁’和‘血’洗涤华夏腥膻。所以委派张某前来向总督大人请愿，希望能允许学生参军，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尽自己一份心力！”
孙元起和杨度、章士钊等人相视一笑：这可真巧，刚想瞌睡就有人送上枕头！
孙元起道：“革命尚未成功，还需要无数青年军人继续努力，所以陆军小学堂要接着办下去。重庆府中学堂的学子要参军，我们也十二万分的欢迎。”
杨度马上接口道：“就在前不久，大人还和我等商议准备在四川再成立一个混成协，现在尹总办和张学监就说到陆军小学堂、重庆府中学堂两所学校的事情。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既然如此，大人，不如我们就以两所学校在校学生为主，现在就着手编练这个混成协吧？”
孙元起转头问两人道：“硕权、列五，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两人都欢喜不尽：“任凭大人吩咐！”
杨度又道：“大人，硕权贤弟曾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又担任陆军小学堂总办，能力、资历具备。列五贤弟毕业于成都高等学堂理科优级师范科，曾创办成都列五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