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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云和琴师、笛师见状丝毫不觉惊讶，想来这些天他们不止一次遇到过这种场景，早已经麻木了。
吴同甲掩饰道：“这位爷喝醉了，你们不用再长了，下去吧！”说罢把桌上的那块孙大头随手扔给了凤云，然后起身把他们送出门外。等乐队已经下了楼，依然能听见包厢里有人在断断续续哼着“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将五十年兴亡看饱。……不信这舆图换稿！”
吴同甲在包厢外伫立良久，才长叹一声：“既然知道容易冰消，将兴亡看饱，又为何不信这舆图换稿呢？既然舆图已经换稿，嚎哭流涕又有什么用？”…）
第二七八章不能救疗生民病
等张辉瓒部与姚宝来部整编成第四十七混成协，驻扎在经世大学周边确保学校安全无虞，孙元起才彻底安下心，终于有空坐下来思考作为四川总督应尽的义务。既然坐在这个位置上，总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是？
然而如杨度所言，孙元起在暂署四川总督之前，根本没有执掌一方军政的经历——不仅他没有，而且祖上三代都跟官场不沾边，个个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当年自己在学校做个学习委员，家里人足足在外面显摆了半学期！
孙元起在床上辗转反侧苦思冥想了大半夜，终于想到一个突破口：三农问题。
2000年，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以公开信形式向总理反应三农问题，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随后又有陈桂棣、吴春桃夫妇的《中国农村调查》，将严酷的三农问题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让无数人重新认识到农民遭受的沉重苦难。
在政府和民间双重努力下，三农问题终于出现重大转机，尤其是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并对农村进行适当贴补，从根本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改善了恶劣的农村社会生态。——这项批评声最少、赞同声最多的善政也被誉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最重大成果之一！
在清末民初，农民缴纳的各种赋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其痛苦指数与二十一世纪初相比肯定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能够适当降低农业税负、蠲免部分农业税款，岂不是大有益于三省人民？
第二天一大早，孙元起就急急忙忙找来杨度、章士钊等人，兴冲冲地问道：“行严，你说如果不出意外，我们现在手中经费足以支撑三年，是不是？”
章士钊对孙元起突然关心财政状况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过还是很干脆地答道：“不错！”
孙元起点点头。又问杨度道：“皙子，现在我们川、陕、甘三省势同割据，是不是以后中央政府要我们缴纳各种赋税时，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杨度审慎地回答道：“理论上我们可以不缴。单是为了让中央政府面子上过得去，恐怕多少还要缴一点，肯定不会按照以前数目足额缴纳就是。”
孙元起一拍手掌：“那就好！皙子、行严，我昨天想了一夜，觉得我既然有幸主政三省，总要做些实事造福一方百姓才好。自嘉、道、咸、同以来国家多事，外则割地赔款。内则叛乱不休，耗费财帑以巨亿计，然而一点一滴无不自百姓身上盘剥而来。百姓头顶烈日脚踏黄土，耕种收获辛劳终岁，遇丰年而难免饥馑，遇水旱则饿死道边。论及世间苦难，还有谁能比平头百姓更加深重？
“《道德经》有云：‘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我们因缘际会接管川陕两省藩库。又缴获云贵解京的贡银，足支三年之用。如果我们还向百姓征缴田赋，何异于逆天行事？所以我想蠲免川、陕、甘三省的三年赋税。并适当降低田租，聊以纾解百姓倒悬之苦。你们觉得如何？”
章士钊和杨度相互对望了一眼，各自都在对方眼里看出了否决之意。
作为分管财务的幕僚，章士钊首先答话道：“大人宅心仁厚，体恤民情，实是三省千万百姓之福，但蠲免赋税、降低田租之策却大不可取！”
“为什么？”孙元起急忙追问道。
章士钊道：“先说为什么不可以蠲免赋税。我们推算库银足支三年之用，是建立在三省继续缴纳赋税基础之上的。只要百姓继续缴纳赋税，就会每年出售大量粮食以换取银钱缴纳税款，市场上粮食价格自然偏低。一旦不用交纳赋税。百姓也就不着急售卖粮食，粮食价格就会随之上扬。
“我们现在仅军队就有四个协、一万五六千人，每日消耗粮草无数，任何一点价格上涨都会导致费用支出大幅增加。如此一来，库银就根本无法支撑三年！到那时候就会面临两难局面：开征赋税则弃诺背信食言而肥，不征赋税则府库空虚用度不足。”
杨度补充道：“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只有遇到水、旱、蝗、兵等重大灾害才会蠲免百姓钱粮，而且除了帝王故里、招徕垦荒等特殊情况，一般都只蠲免一年。如今川、陕、甘三省未遭大灾，我们一口气蠲免三年赋税，明显有些名不正言不顺。而且随意蠲免赋税，很容易使得百姓产生抗拒之心。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好比你借一大笔钱给别人，连着三年不去讨要，某天突然上门追索，那人会干脆利落地还款么？”
章士钊大点其头：“皙子兄说的极是！百姓之心如平原纵马，易放难收，最好还是不要轻易开这个头。”
孙元起有些皱眉：“今年川、陕、甘三省都发生战事，难道不能成为蠲免的理由？”
杨度道：“那些遭受兵燹受灾严重的府县倒可以单独蠲免。但是不分是否受灾、受灾轻重，一律享受优惠，未免就有些失之宽泛了，而且也是种大不公。如果真要蠲免，甘肃、陕北缴纳的赋税本来就没多少，不妨多蠲免些府县，以示仁政；而陕南、四川向来是财赋重地，则要少蠲免些地方，以确保有稳定财源。”
孙元起又问：“那为什么降低田租也不可取？”
章士钊道：“在下知道大人降低田租是想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用意极好。只是各省各地田租或高或低本不统一，我们很难加以统一调整。而且这些田租都是地主和佃户在数百年间相互商议并渐渐稳定下来的，所谓‘常人安于故俗’，无论地主还是佃户都早已习惯，两者好比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如果我们强行插足其间，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两头不落好，只会徒生事端！”
杨度也道：“田租问题最是繁杂，历朝历代都视之为难题，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如果贸贸然加以改动，得罪本地士绅，很容易闹出大乱子。我们还是一动不如一静吧！”
孙元起大为败兴：昨夜想了半宿。自以为想到了好法子，大清早兴扑扑地找人来商议，最后居然是这个结果！看来我果然不是从政的料儿。
章士钊见孙元起有些垂头丧气，便劝慰道：“我们现在府库比较充裕，其实可以照常征收钱粮，征收之后由政府对老弱、孤寡、废疾、贫困人群进行赈济，这种‘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法子。似乎比降低田租更易见成效。不知大人以为如何？”
杨度摇着纸扇道：“主意倒是不错，就是执行起来太困难。还是那句话，我们初来乍到，之前又没有任何处理民政的经验，只要府道州县的官员动动手脚，这笔钱粮就会被他们中饱私囊，一分一厘都落不到穷人的口袋里。所以说，我们现在最紧要的就是先熟悉三省官场。再换上一批既听话又能干事的自己人，以后推行新政才事半功倍！”
章士钊叹息道：“大人，当年你创办经世大学的时候为何不设立法政系？如果设立的话。我们现在何至于手头无人可用？”
孙元起挠挠头：“那时候我也想不到自己会做总督呀！”
杨度、章士钊闻言哈哈大笑。
其实孙元起在经世大学不设法学院和政治学、法学等专业，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理工科学生对政治天生的鄙视和排斥。好比现在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拥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学位一级授权学科，在大多数学生心目中这更像是一枚政治标签，而不是学术或学问，丝毫不觉得骄傲和光荣。
杨度笑完说道：“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百熙可以现在就在学校中设立嘛，反正你这总督以后还有的当。没准儿哪天还会坐上大总统宝座，手下没有自己的班底怎么成？袁慰庭靠的是北洋军，孙逸仙靠的是同盟会，以后值得你依靠的就是经世大学的那一大帮学生。”
“这个提议我会认真考虑的！”孙元起也是哈哈大笑，旋即正色说道：“从古至今，中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要想彻底根除百姓的苦痛，必须要解决土地的分配问题。我们现在手中资金比较充裕，能否逐步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以政府名义低价租给失地农民耕种？”
杨度、章士钊同时摇头。
杨度道：“难！很难！非常难！首先，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也是最可宝贵的家庭财产，普通人绝不会轻易出卖土地。俗语有云：‘休妻卖地，到老不济。’可见土地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其次，就算有人愿意卖，我们又能买多少？少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多了，我们也未必能买得起！第三，我们用低地租招徕失地农民的时候，肯定会得罪全国大部分士绅，以后做事便寸步难行了。”
孙元起心里暗暗想道：怪不得叫“土地革命”！看来不用暴力革命，还真的无法从地主手中拿走土地。
当然，孙元起没有太祖爷那种“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霸气，也就不敢把所有地富反坏右全都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想了半天，才模模糊糊有个思路：既然无法把土地从地主手中拿走，那何不试着让地主主动从土地上脱离开来？但具体该如何做，却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来。
最后，孙元起说道：“虽然蠲免赋税、降低田租之策不大可取，但我们总要做点什么让普通百姓尝到甜头。今天我就独断专行一回：四川省明年钱粮全部蠲免，后年减半征收，第三年再足额征缴；陕西、甘肃两省明、后两年全部蠲免，第三年足额征收。”
本来孙元起就是最终决策拍板者，章士钊、杨度只是帮忙出谋划策，而且蠲免钱粮也无关大计，还能落个好名声，所以他们见孙元起难得专擅一回，也没再固执己见…）
第二七九章岂因祸福避趋之
孙元起见两人没有反对，暗暗长舒一口气，又说道：“既然清室覆亡在即，西历新年也马上就要到来，不如我们趁此良机与民更始，凡三省民众以前逋逃官府赋税一律勾销。如何？反正这笔陈年老账也没多少希望收回来，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
章士钊道：“也好！我们勾销以前逋逃税款，又全额蠲免明年田赋，想来三省民众会对大人感恩戴德。经过一两年休养生息，以后再征缴赋税，应该可以事半功倍！”
见两人商议已定，杨度合上纸扇正色说道：“百熙，既然经世大学事情暂告一段落，你也开始正式理政，只怕这件事你要尽快拿个主意了！”说完，从袖管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了孙元起。
孙元起见杨度神色是罕见的凝重，不禁有些疑惑，急忙打开信封抽出信纸。信纸颇为粗糙，不同于日常所用的八行信笺纸，而且边角都有些磨损褶皱，显然这封信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在被送达孙元起手里之前颇费了一番周折。信上用潦草的行书字体急匆匆写着：内阁学务大臣暂署四川总督孙大人钧鉴：
标下获悉中堂大人署理四川，不胜欢忭之至！大人弘文励教，兴学育才，天下景仰。标下愚昧无文，亦久闻令名。今中堂来巴蜀厘治军民、综制文武，恩泽之下，定可使相如重生、三苏复现。
标下原隶四川陆军第三十三混成协步兵第66标，前奉督办川滇边务大臣赵大人之命随军入藏，所部旋改为驻藏陆军混成协第一标，标部驻桑昂曲宗、薄宗，年来尚属平稳。
自月前湖北发生叛乱，藏地形势随之恶化，僧侣贵族颇为汹汹。风闻已革达赖土登嘉措得英属印度总督哈丁之助，已暗派鹰犬达桑丹东潜回藏区，蓄谋勾结逆党攻我川军。不日即将发动，情势危若累卵。不意标下今日惊闻我军已革标统钟鼓明（钟颖）于数日前猝然发难，策动喇萨川军兵变，囚禁驻藏办事大臣联豫、驻藏左参赞罗长裿等长官。是则藏人未乱。而我川军已先乱矣！
川军入藏人数不过两千有奇，弹压藏人已甚支绌。今又同室操戈，一旦缓急有事，则藏地糜烂不可收拾！标下此番冒昧渎陈，实因军情火急求告无路，唯有哀恳问计于中堂，尚祈中堂大人海涵。
即颂大安！
标下驻藏陆军混成协第一标后营管带程凤翔谨禀宣统三年十月初七日孙元起看完不由惊讶出声：“什么。西藏发生叛乱！如此十万火急的事情，怎么信件现在才送过来？”根据信尾的日期推算一下，农历十月初七日是西历11月27日，现在是12月24日，也就是说，这封信足足周转了近一个月才到自己手上！
杨度解释道：“从桑昂曲宗到成都需要穿越整个康藏地区，其间山高林密、水急崖深，本来就交通不便。加上现在已经入冬，大雪封山，道路更加艰险难走。所以这封信在路上就走了二十多日，四天前才被送到总督府。当时百熙你为经世大学的事情正忙得焦头烂额，杨某就自作主张暂时扣押了几天。”
孙元起忍不住批评道：“皙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经世大学虽然也很重要，但对于国家来说终究只是锦上添花而已，如何能跟西藏事务相比？西藏事务关系国家根本，就是十个、一百个经世大学也比不上一个西藏重要啊！经世大学毁了还可以重建，西藏要是出了什么差池，可就万劫不复了！”
“百熙见教的是，这事杨某做得是有些鲁莽！”杨度起身朝孙元起深鞠一躬。随即又解释道：“当时拿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是这样考虑的：首先，经世大学的事情比较简单，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而西藏事务纷乱复杂，不仅牵扯到朝廷和地方，还涉及英国、俄国等列强。别说一两个月难见分晓，就是三五年都很难见到成效。其次，即便我们有心干涉，眼下也无能为力。因为现在康藏地区早已大雪封山，军旅根本无法通行，要想派兵只能等到明年冰雪融化。所以我便自作主张，暂时扣押了几天。”
孙元起反倒有些歉意：“皙子，是我鲁莽错怪你了！”
杨度不以为意摆了摆手：“终归是我鲁莽灭裂在先。”
章士钊看完信后问道：“真是奇怪！作为驻藏陆军管带，这程凤翔怎么写信给四川总督？他不该尽快向朝廷奏明情况吗？”
杨度笑道：“想来程凤翔也明白现今国内形势，知道朝廷自顾不暇，根本没有心思来管西藏的事情。奏折递到北京，要么得来几句无关痛痒的抚慰申饬，要么是让四川、陕甘相机派兵入藏平叛。与其绕一圈再来麻烦我们，还不如直接求到百熙头上，省时省力，还事半功倍！”
孙元起问：“皙子，你看这事该如何处理？”
看古代的小说戏文或影视作品，就会发现帝王将相在遇到难题时经常是问幕僚：“计将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