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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前任总监督刘廷琛在孙元起出任学部尚书的时候就主动辞职，接任的便是张元济。张元济不满的主要是孙元起的教育方针。在他看来，中国最要紧的应该是普及初等教育，让更多的少年儿童脱离愚昧。即便退而求其次。也该是发展师范教育，提高全国的教育水平。最次最次，那也应该发展高等教育，提升国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重点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有什么用？
孙元起却知道，根据学部奏报的第三次教育统计表，在1909年各省在校学生达163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学生。尽管这距离学龄儿童全部入学的目标还差得非常远。但足以表明各地士绅对于兴建中小学的强烈兴趣，毋庸国家重点关照。而且随着华兴银行开业，经世大学能支配的资金更加丰裕，给蔡元培拨付了更多的经费。让他在全国范围内兴办经世大学附属学校。
至于师范教育，是庚子国变以来的发展方向，经过十年的努力，已经成绩斐然。而高等教育，现阶段需求并不强烈。出国留学是个不错的选择。
只有职业教育是现阶段教育的短板。
职业教育多好啊，一来培养的学生毕业之后直接可以进入工矿企业，避免出现“毕业即失业”的状况；二来可以破解目前中国工矿企业工人技术含量不高，限制工矿企业发展的瓶颈；三是有志向的学生可以在工作中继续钻研。实际解决工矿企业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难题，推动技术进步。
为了表示学部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孙元起身先垂范，依靠北平铁厂。在经世大学附近成立了水木工业学校，聘请沈凤铭、刘庆恩等人分别出任校长、老师，专门负责研究采矿、冶铁和兵工技术。
孙元起实在太忙，每次内阁开会，能请假就请假，不能请假就只带耳朵不带嘴巴，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
戊戌变法、庚子国变时期，孙元起想改变历史走向，可惜有心无力；如今保路运动蓬勃发展，作为内阁大臣，完全有能力改变历史走向，却又变成了有力无心，眼睁睁看着清政府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其间也见识了许多历史的阴暗面。
现在我们谈到保路运动，总会说清政府卖国无能、残忍血腥，屠戮无辜群众，殊不知暗地里“革命同志”也做了不少龌龊事，有些手段甚至非常下作。
比如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了避免矛盾激化，便以开会的名义，在衙门里软禁了保路运动的激进派罗纶、邓孝可、江三乘、王铭新、张澜等人。这些闹事的头头以为赵尔丰要对他们下毒手，便诈称“赵尔丰已经将保路运动之士绅全部杀害”，鼓动成都市民扶老携幼，手捧光绪帝牌位和清香奔赴衙门抗议请愿。
就像后世所有的“爱国运动”一样，期间难免会出现烧杀劫掠——在赵尔丰的奏章里，是这样写的：“凶扑督署，肆行烧杀，并砍伤哨弁等数人。”——这些行径是爱国人士所为，还是坏人混水摸鱼？是爱国行动的一部分，还是犯罪行为？政府派兵制止是媾和卖国，还是正义之举？谁也说不清。总之，政府兵勇和抗议请愿的民众发生了剧烈冲突，导致三十二人死亡，史称“成都血案”。
血案的结果很奇特：次日黎明，衙门证实被捕诸人未死，民众散去。也就是说，保路运动激进派的首领发现赵尔丰只是软禁自己，并没有加害的意思，便让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去了。至于之前放出的谣言、谣言造成的混乱、混乱造成的死亡，都与革命义士们无关了。而被枪杀的32名民众，是闹事的歹徒，还是杀人的凶手，抑或无辜的百姓，谁也懒得去考究。历史课本只会这样写道：清廷刽子手赵尔丰屠杀了32名成都爱国民众。
血案发生之后，同盟会会员龙鸣剑迅速出城，和几个同志把木头锯成小木片，上面写着：“赵尔丰先捕蒲、罗诸公，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投入河中。——这像不像如今在网络上发匿名帖、在微博里爆料？——血案发生之后，只要赵尔丰不傻，他最该做的就是稳定局面，而不是去剿灭四川各地。可谁会相信政府呢？大家明显更喜欢这些带着某种危险性的谣言。于是木片随水漂至各地，义军闻声而起。
太祖在1927年3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也就是说，革命并不是课本上描绘的那么光辉灿烂，里面有谎言、有欺骗、有阴谋、有着世界上最肮脏的东西，只是革命成功了，这些阴暗面会被涂上一层光鲜的色彩，巧妙地加以掩饰。
天下已治蜀未治，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一乱，清廷赶紧调兵入川平叛。
在清末，有两处新兵是最有名的，一处是袁世凯调教的北洋军，另一处则是张之洞麾下的湖广新军。朝廷自然也不会忘记，此次调兵的重点便是武汉的新军。
张之洞在湖北担任总督十多年，杰出贡献除了发展工业，就算编练新军、推广教育，后两者正是革命的温床。本来新军在保守的官僚带领下，对革命还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等新任湖广总督、顽固派瑞澂带着部分新军前往四川平乱的时候，空虚的武汉三镇立即就成了暴乱的源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紫禁城的黄昏终于到来。
第二五一章一声震得人心恐（上）
说来也巧，武昌起义第二天恰好是袁世凯五十二岁寿辰。
自4月以来，先是革命党在广州大闹一场，乒乒乓乓打了二十多天才算平息下去；接着四川又因为保路运动乱成一锅粥，各省咨议局也乘势而起，对皇族内阁口诛笔伐。政局如此动荡，不少人猜到袁世凯可能再次出山，所以前来祝寿的心腹亲信明显比往年多了不少，像原品休致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已开缺奉天度支使张锡銮、已革黑龙江民政使倪嗣冲、直隶候补知府袁乃宽及大商人王锡彤等人，都出现在祝寿的人群中。
当然，在此之前，谁也没料到湖北会捅出那么大一个篓子。
正午时分，彰德城北洹上村的养寿园里锣鼓喧腾，袁家人正大摆筵席，演戏祝寿。袁世凯刚入席，“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之类的马屁便夹着酒气迎面扑来。
等各位官场人物表演完毕，同桌的王锡彤也举起酒杯：“请祝圣人：使圣人富，使圣人寿，使圣人多男子！”
袁克定也赶紧起身：“克定祝父亲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生，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
这两人说的合起来，俗称“三多九如”，是明清以来通用的祝寿之辞。但此刻说出来却别有一番味道。多富、多寿、多男的“三多”，出自《庄子？天地篇》中，是华封人祝福帝尧的话；“九如”源自《诗经？小雅？天保》，也是祝颂人君之语。两人用它们来给袁世凯祝寿。其中意味不言可知。
边上人都齐声大笑：“二位可谓善祷善颂！”
袁世凯装作一无所知的样子，满饮了此杯：“诸位千里迢迢来给我这个老头子过寿。真是有心了！老夫愧不敢当。不过，既然诸位到了这里，就一定要吃好、喝好、玩好，乘兴而来，尽兴而去！”
众人哄然笑道：“有了大帅这句话，我等敢不从命！”
戏台上《麻姑献寿》依依呀呀刚唱了个开头，台下诸人的酒意已经有了六七分。就在此时。一个仆人急匆匆走进来，递给袁世凯一张电报纸，附耳低言几句，这才退出客厅。
周围都是心腹亲信，袁世凯也没什么顾忌，直接打开电报纸读了起来。刚看了开头。他面色便凝重起来。作为头号心腹。赵秉钧急忙问道：“大帅，发生了什么事？”
袁世凯随手把电报纸递给了赵秉钧：“让唱戏的都停下吧！昨晚湖北新军起事，已经攻下武昌，湖广总督瑞心如（瑞瀓）、第八镇统制张虎臣（张彪）败走汉口，国家有事了。”
庚子国变以来天下颓势已显，大有群雄逐鹿之势，但真正有准备、有预谋的。不是革命党，也不是立宪派，而是袁世凯，他不仅对军队、官场进行了渗透，还通过梁士诒等人插手金融，通过王锡彤、周学熙等人染指实业。当然，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
从很早以前，袁世凯就有目的的在全国范围内布置暗探。构建自己的情报机关。被迫退隐之后，更是在洹上村私设电报房。一边钓鱼养病一边掌控全国动向。保路运动爆发，袁世凯日益密切关注国内的政治形势。在武昌起义短短几小时之后就收到情报。也在情理之中。
听闻湖北新军起事，座上众人相顾失色，顿时失去了饮酒的兴趣，开始与边上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倪嗣冲弹了弹手中的电报纸：“一甲子前，洪秀全、杨秀清等贼子金田起事，祸乱江南半壁，正好成就曾文正公万世功勋，只恨他癞龙不愿登天。如今湖北新兵闹事，收拾乱局非大帅而谁？大帅，您东山再起的时候到了！”
袁世凯摇摇头：“诸位，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说罢起身，转入后院。
赵秉钧、张锡銮等人相互对望一眼，纷纷起身跟了进去。
进了内院，左右都是嫡系，倪嗣冲说话更加肆无忌惮：“大帅，眼下天下大乱，民无所归，捷足者先得。如今北洋各镇新军正在滦州秋操，只要大帅登高一呼，诸军挥戈南指，京津直隶唾手可得。或挟天子以令诸侯，或黄袍加身自开新朝，大事须臾可成。这个时候，大帅你可不能犹豫！”
袁世凯背影一僵，半晌才转过身：“我袁某世受国家恩遇，安能行此悖逆之事？丹忱，这里都是深交故旧，信口开河倒也无妨。倘若在大庭广众之下大放厥词，岂非陷袁某于不忠不义之地？此种大逆不道的话语，以后休要再说！”
众人被训斥得一时语塞。
倒是实业家王锡彤毫无顾忌，朝袁世凯拱拱手：“当今朝廷亲贵用事，贿赂公行，亡国指日可待。即便湖北新军不闹事，大帅出山匡扶社稷，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吗？”
袁世凯沉吟良久，才摇摇头：“不能。如今朝廷积重难返，亲贵遍布中枢，稍有改革便触怒当权，动辄得咎，任谁也是无计可施。天之所废，谁能兴之？”
王锡彤不客气地反问道：“那大帅为何还要匡扶清室？”
袁世凯冲京师方向拱拱手，一脸忠义之色：“既然时势如此，袁某唯有托孤受命、鞠躬尽瘁，做个大清的死臣，以报皇天后土之恩！”
王锡彤道：“秦汉以来专制王朝，从不允许有功高震主的大臣，即便周公、霍光之类的纯臣也难逃谤毁，何况大帅与皇室颇多过节？古代君臣同是汉族，尚生仇隙，何况大帅与皇室汉满异族？只怕最后不仅做不得忠臣，连自己身家性命也难保！”
袁世凯勃然变色，大声说道：“我已经五十有三，不能再做革命党，我也不愿克定、克文等子孙辈做革命党！”
倒是边上一直没说话地赵秉钧琢磨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丹忱兄所言之举风险极大，大帅弃之不用，乃是洞见一切！”
倪嗣冲有些不满：“北洋各镇都是大帅一手带大的，对于大帅奉命唯谨，简直是如臂使指。内阁里除了皇室载颋、载泽、载洵、溥伦那几个废物点心，学务大臣孙元起只会教书唬弄洋人，陆军大臣荫昌只能指挥动身边几个仆人，司法大臣绍昌、理藩大臣寿耆就会耍嘴皮子功夫，邮传大臣盛宣怀已经垂垂老矣；而至关重要的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和徐世昌、外务大臣梁敦彦等四人都是大帅的至交好友。如此内外齐心，能有什么风险？”
赵秉钧道：“丹忱兄可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首先，正如大帅先前所言，项城袁氏世受国家恩遇，如果学曹孟德从孤儿寡妇手中取得天下，肯定要被后世诟病的。
“其次，虽然大帅在北洋新军中恩泽颇深，可军中元老姜翰卿（姜桂题）、冯华甫（冯国璋）等人的心思我们还没有吃透。万一举事，他们要跟我们对着干，怎么办？
“第三，尽管大帅在内阁中颇有亲旧，可是各省清廷旧臣还有许多，比如两江总督张千里（张人骏）、东三省总督赵次珊（赵尔巽）、云贵总督李仲仙（李经羲）、陕西巡抚升素庵（升允）等均具有相当的实力。我们一旦操之过急，很有可能成为天下督抚的众矢之的。
“第四，北洋军力目前还没有进入长江以南，即便我等辅助大帅问鼎成功，那也不过是江北半壁，南方仍需要用兵讨伐。
“第五，南方如今立宪之风浓重，未来究竟如何，尚未可知。我等不如辅佐大帅先表面维持清室，坐山观虎斗，看看朝廷和南方立宪派、革命党究竟谁更厉害，他日可以坐收渔翁之利。”
袁世凯深深地看了赵秉钧一眼，笑骂道：“奶奶个熊的，看来你们都是黄汤灌多了。老子能不能咸鱼翻身还八字没一撇呢，你们倒替老子操心起来了。咸吃萝卜淡操心！赶紧滚回去睡觉去。”
众人其实笑道：“大帅，属下真的喝多了，这就回去躺尸！”说罢一哄而散。
就在彰德府洹上村众人喝酒听戏的时候，在湖北武昌谘议局，革命党人也在筹划着未来的打算。不过相对于袁府诸人的老谋深算，这些革命党人简直幼稚的可笑。
当然，这也不能怪革命党人。孙中山等人最初在建立兴中会、同盟会时，就只想着摧毁旧制度，没有想过如何建设新国家。后来经过汪兆铭等人的提醒润色，终于提出了施政纲领，但同盟会从上到下没几个人有从政经验，写出来的“三民主义”倒有大半属于纸上谈兵。
武昌起义，最初不过是革命党花名册被清廷查获，几十个心虚的青年兵丁害怕逮捕被杀而冒死一搏，谁想最后居然闹出了那么大的场面！
参与革命的青年军人都是些小兵，正军校（类似于今天的连长）、副军校（排长）之类的下级军官都没几个，更不用说正参领（团长）、副参领（营长）之类的中级军官。等第二天攻下湖广总督衙门之后，他们在兴奋之余也有些惶惑：捅了那么大篓子，这该如何收场？
第二五一章一声震得人心恐（中）
湖广总督衙门是本次起义的重点攻击目标，枪林弹雨之中早已面目全非。等武昌全城底定，需要成立湖北军政府时，才发现衙门已经根本不能用做办公场所。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征用未受池鱼之殃的谘议局大楼。
带着硝烟味的新军头领来到谘议局，发现局中人早就作鸟兽散，只有议员沈维周被留下来看场子。见一群丘八杀气腾腾走进大楼，沈维周心惊胆战地迎出来，又是敬烟又是作揖：“不知诸位到此有何贵干？”
蔡济民不仅是革命团体文学社社员、共进会会员，而且还是第二十九标的副军校（排长），算是起义军人中少有的“头面人物”。此时排开人群，上前说道：“不知先生如何称呼？”
“在下沈维周，字歧生，巴东人，忝为湖北谘议局议员。”四十岁左右的沈维周恭敬地对一群小伙子自我介绍道。
蔡济民“啪”行了一个军礼：“你好，沈议员！我等是革命军人，已于上午光复武昌，现有三件事向你宣布：第一，借用贵局设立湖北军政府。第二，恭请贵局议长汤先生出来工作。其三，请贵局派人接受武昌财政机关，并负责军政府经费开支。以上。”
沈维周牙痛似的呻吟道：“这位长官，如今谘议局众人已经星散各处，您说的实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