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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青楼中的常客在玩过几次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满不是那么回事儿，一点儿意思也没有，于是，便将目光放在良家妇女身上；一些考研的常客参加了几年研究生考试后也做出这样的抉择：去***，不考了，赶紧找份工作挣钱算了，于是，他们的身影便从考场转移到招聘会场上。
这两件事情只有在一点上没能达成一致，考研辅导班往往将某教师押题率之高作为该教师的得意之处向学生推荐，而青楼老板却不能将某妓女致使客人染病率之高作为她受欢迎程度的一项参数告诉客人，否则，他的买卖不赔才怪。
２００２年的春节即将到来，许多同学为自己谋得一份心仪的工作，我依旧毫无起色。
尽管找工作的道路上充满艰辛，但我必须硬着头皮找下去，参加工作是我日后惟一的生存之路。
某次招聘会的一天，我睡了一个懒觉，待赶到会场时，一家家招聘单位正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招聘会结束时间到了。
下一次的招聘会，我起了个大早，到会场时，招聘会刚刚开始，我却哈欠连天，萎靡不振，总想找个地方眯一会儿。那时，我特别怀念赖在床上的感觉，所以，从招聘会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在求职要求一栏中又填写了：欲寻求一份可以睡懒觉的工作。
参加几场招聘会后，我对找工作产生一种印象，这种印象可以用两个字形容——出嫁。
我们这些尚未走出校园的学生好比黄花大姑娘，姑娘总要嫁人的，我们也总要给自己找个单位；当姑娘有了嫁人的需要时，父母就要通过各种关系替女儿联系一个不错的人家，学生到了找工作的时候，父母也会动用所有能量，四处奔波，为我们寻得一个安身之处；有些崇尚自由恋受的姑娘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她们会自己寻找意中人，一些学生也不愿生活在父母的阴影下，宁愿自己登门拜访；姑娘找到目标后，便开始三天两头与男子约会，学生确定工作单位后，随时准备参加面试；姑娘与男子约会时，多少会有一些起身体接触，我们在面试的过程中免不了要与老板讨价还价；男子对姑娘的要求是贤慧、美丽、大方、会生孩子、会做饭，工作单位对我们的要求是专业对口；老板希望我们有工作经验，多多益善，男子却不愿意姑娘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只希望越少越好，哪怕什么都不懂；有些男子想找个姑娘做临时情人，满足一时的需要，这种现象在工作中叫作兼职；很多男子不负责任，说服姑娘与他上床，却死活不肯结婚，社会上也有许多骗人的公司，让你干活但不发给你工资；几年后，姑娘看着自己的青春付流水仍没能嫁出去，便放弃了房子、汽车等要求，将标准降低到是男的就成，我们在投出去无数份简历仍不见回信后，便将月薪、保险、公积金等要求从简历中一一划去，只留下最后一条，管饭就行。
当这些低得不能再低的要求仍不能把姑娘嫁出去，不能让我们先找个落脚点的时候，姑娘沦落到胡同里做了“鸡”，我们被发配到街边当了“鸭”，同命相连，这是残酷的社会将导致的最终结果。
我在这一时期最喜欢看的一本书是毛姆的《刀锋》，极其欣赏书中的男主人公，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压力下居然毅然决然地选择为自己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非常之了不起，我很向往过他过的那种被别人称之为“晃膀子”的生活，如果有缘与他相识，我会非常乐意地与他干一杯，亲切地把他唤做“哥们儿”。
马年在辞旧迎新的贺岁声中到来，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为了风调雨顺，事事顺心，我穿着周舟买的红内衣，红内裤，红皮带和红袜子迎来新的一年。
大年三十的夜晚，我百无聊赖地坐在电视机前，和家人一同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因为工作的事情没有着落，我在他们的欢声笑语中一次次感到失落。
新年过后，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始了，我消瘦了许多回到学校，想起大一那年的春节，我吃得油光满面回到学校，三年时间，变化竟然如此之大。
班里同学相继找到心爱的工作，经常西装革履地站在镜前照来照去，或聚集在楼道交谈彼此的薪水、前途和单位女同事，看到他们春风得意的样子，我便心情沮丧地钻进被窝，极力不去听到他们的谈话。
早上，我随手拿了一份报纸去厕所，在阅读过程中发现一则招聘广告，是一家名为《乐器爱好者》的杂志社因扩大版面，面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数名。
我掏出手机，拨通报纸上刊登的电话。
“喂，您好，《乐器爱好者》杂志社。”一个声音妩媚的小姐向我问好，不知道这句话每天要被她重复多少遍。
“您好，我想询问应聘记者的事宜。”
“您稍等。”小姐甜甜地说。
电话中隐约传出小姐的声音：“主编，有人想应聘记者。”然后是沉重的脚步声。
“喂！”一个男子的声音。
“您好，我想应聘记者。”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我学的是机械，在校期间搞过乐队，对乐理知识和乐器比较了解。”
“你现在干什么呢？”
我想正说在拉屎，但还是言不由衷地说：“我是应届毕业生，今年７月份毕业。”
“你的专业不适合这个工作，再说了，你还没毕业怎么能叫应届毕业生！”
“所谓应届毕业生，就是指今年７月份毕业的这批学生，你连这个概念都不清楚还能当主编，可见你们杂志社水平之低劣，傻逼！”我及时挂断电话，不愿再为此毫无意义的事情浪费时间和电话费。
这泡屎拉得我郁闷至极，掏出手纸草草了事。
周舟没费吹灰之力就找到工作，此前她一直在证券公司实习，表现尚佳，颇受老板赏识，他决定将周舟作为员工招至公司旗下。周舟和这家证券公司签订了协议，如果不出意外，周舟将会在此工作至少两年。
协议签订后，周舟就因学校的事务不多，正式去公司上班。老板省去她的试用期，直接按正式员工标准发放薪水。周舟月薪是三千五，加上各种将金、分红等其他收入，平均每月挣到了五千，此外，公司还为周舟提供一间宿舍，位置在国贸桥附近，因为同屋的那名女同事近半年将会长驻上海，为公司代理业务，所以，我索性将生活用品等物搬进周舟的宿舍。
我们的生活非常之幸福，每天早晨七点钟，周舟在我的怀抱中醒来，穿衣打扮后于七点半钟拿着一个汉堡和一瓶“鲜橙多”出门上班，她要花１０元钱打车至三公里外的证券公司，在七点五十左右走进办公室。
周舟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待投资者，帮助他们解决投资方面的疑难问题，实际上就是一些手里有钱的人在对是否购买股票举棋不定的时候，周舟通过三言两语向他们描述一下炒股票的无限风光和其乐无穷，帮助他们做出最后决定，说白了就是拉他们下水。
周舟下午的工作是坐在洒满阳光的办公室玩“扫雷”游戏，因为这是她在不旷工又无所事事时惟一可做的事情，她现在的水平已经达到在８０秒内排出高级任务中的所有地雷。
我每天在周舟开始工作两个小时后起床，不叠被子，因为晚上还要把它盖在身上，通常是先打开那个女同事留下的“建伍”音响，边听音乐边洗漱，完毕后打开电视，躺在床上看一会儿ＮＢＡ，或是一部ＶＣＤ，然后坐公共汽车于午饭前返回学校，在食堂吃过饭后，去系办公室溜达一圈，看看有什么单位来学校招聘，系里又下达了什么新指令，将这些事情做完，回到宿舍，和同学抽烟、打牌、玩游戏到天黑，然后返回周舟的宿舍，准备和她共进晚餐。
周舟的宿舍摆满我们共同购买的物品，一个很高的ＣＤ架，上面插满正版、盗版和打口ＣＤ，床头书柜上堆满各种现代、武侠、言情和恐怖小说，冰箱里塞满各种简易食品和啤酒、饮料，大衣柜里挂着一条条我们喜爱的牛仔裤和夹克衫，看到这些东西，我总会产生自卑的幸福感，因为我目前尚无经济收入，父母给我的生活费仅够满足自己的伙食需要和再多喝两瓶啤酒、多抽两盒烟，这些东西全是周舟的薪水购得，作为一个男人，我没能在此方面做出贡献，却在享受女人带来的衣食无忧，实在无法心安理得。
周舟对此毫无怨言，依然挣来钱两个人花。
我本人对去外企工作毫无兴趣，因为那里的刻板、教条和对外国老板的俯首贴耳让我无法接受，可周舟极力希望我到外企工作，不仅有丰厚的薪水，还有良好的工作环境，可以按时上班，准时下班，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工作，她不愿我整日游荡。
为了顾及周舟的感受，我还是将简历投到日本某著名品牌驻中国的分公司，几天后，接到面试通知。
周舟听说这个消息后异常高兴，非要拉我去新东安买衣服，我说没有必要，随便穿件什么东西，能遮体就行了，可她执意要为我购置一套出门的正式行头。
最后，周舟为我购得一套１７００元的“报喜鸟”西服，一条３００元的“啄木鸟”领带，一根２６０元的“鳄鱼”皮带和一双５１０元的“花花公子”皮鞋，穿上这些东西，我有种异样的感觉。
我如约来到这家日本公司，正如郑勇在对外企所评价中所说，女职员一律穿着裙子，暴露出腿部，只是从许多条腿中却看不出任何修长匀称的曲线，裙子底下露出一截截又短又粗，同藕一般形状的肉体。我想，有如此腿部形状的女职员可能是日本老板特意招来的，这种特征在大和民族的女性中普遍存在，只有这样，老板才能在异地找到故乡的感觉。
我隔桌端坐在日本老板面前，上面插着中国和日本国旗各一面，他“＃￥％￥％％·＃￥％…＋＃……”地向我介绍公司情况，旁边坐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把日本佬说的每句话翻译给我听，我的目光频繁转换于这两张脸上，导致了不得不将他俩以某种关系结合在一起——这名年轻的中国女翻译是否被那个日本佬糟蹋过。六十多年前，日本鬼子可没少糟蹋中华儿女，想到这里，我的心中涌起掏出打火机把桌上的日本国旗烧掉的冲动，日本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对我国进行政治和领土的侵略，１００年过去了，他们又在对我们进行经济侵略，不仅占去我国家电、汽车行业的大部分市场，还要把我国大学毕业生招进他们公司，为他们卖命，受资本主义剥削，这么做简直就是在挖社会主义墙角，而一些大学生却因为高薪抛弃了国家的利益，对外企趋之若鹜，我宁愿待业在家，也绝不给资本家任何有利可图之机，咱不能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我要高呼：全力支持民族工业！
爱国主义情怀一直荡漾于我心中，我和日本佬的谈话并不融洽，在结束谈话前，他问我是什么血型，我并不知道这与应聘有何关系，但还是告诉了他，我是Ｃ型血，日本佬听了为之一震。
我还想告诉他我属马，今年是本命年，然后再把脚抬到桌子上，脱掉鞋让他看看我的红袜子，或者站到桌上先让他看看我的红腰带，再褪掉裤子，撅起屁股，让他看看我的红内裤，但鉴于他对“甲乙丙丁，子丑寅卯”的不了解，我没有这样做，只是跟他说了一句：“仨油那拉！”便起身离开。
走出公司，我对着大门又说了一句：“八格压路！”
49
“我知道他们想得到什么，我不在乎这些，反正我能从中获得我所需要的，我没有固定的男朋友，每个礼拜都会新人替旧人的。”戴雪的话让我吃惊不小，想不到时间竟然将一个人改变得如此之大，想当初她对我是何等矜持，我可真是生不逢时。
后来，我和戴雪又聊了一些往事，她接到一个电话，是电影制片厂叫她去给卡通片配音，我说：“这么晚了，他们还找你去。”
“这帮人都愿意晚上干活，效率高。”
“配一次音给你多少钱？”
“义务的，就这我还让导演占了不少便宜呢！”戴雪临走前给我留下她的电话说，“有空儿找我玩。”
也就是在这一天，杨阳离开酒吧，不再待在那里唱歌。这天晚上，在杨阳唱歌的时候，台下一个醉醺醺的酒客指着他大声喊道：“那孙子，你丫唱的是什么狗屁东西，换个歌儿！”
杨阳瞟他一眼，没有停下。
酒客又喊道：“**，你丫还挺牛逼！老板，过来！”
老板毕恭毕敬地走过去：“先生，您有什么事儿吗？”
“让丫唱个《心太软》！”酒客掏出一张百元钞票拍在桌上说。
老板走上台，附在杨阳耳边低语了几句，杨阳拿起麦克风说：“我不给傻逼唱歌！”然后便背着吉他离开酒吧。
50
两个月后，我接到韩露的电话，她说老公去德国培训，已经走了半个月，她一个人待在家里很无聊。我说如果你实在待不下去的话，我过去陪陪你，她说你来吧。于是，我按韩露给的地址去了她的新家。
在韩露装修一新的房间里，我们拥抱着上了床。此后，我便经常同韩露来往。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待在周舟的宿舍，收到韩露发来的一条短信：今晚过来吧，我等你。
我给周舟打了电话，告诉她我周末回家，然后匆匆出门。
深夜，我和韩露被她的手机吵醒，她见手机显示一个陌生的号码，抱怨说：“谁呀这是，讨厌！”
我拿过手机一看，顿时惊呆了，这个号码正是周舟宿舍的电话。
就在我拿着手机束手无措的时候，韩露拿过手机挂断电话。
完了，我心想，韩露挂断电话等于向周舟表明此时我就在她的身边。
一分钟后，韩露的手机收到周舟发来的短信：对不起，打扰你和邱飞了！
原来，我急于出门，将手机忘记在周舟宿舍，她看到了韩露发给我的那条短信。
怎么办？我头脑中充满焦虑，月光透过窗口洒下来，照亮床铺，我已无心睡眠。
第二天，我离开韩露家，临走时她问我：“没事儿吧？”
“没事儿！”我随口应付了一句。
我回到周舟的宿舍，门紧锁着，我掏出钥匙，打开门，屋里收拾得很整齐，周舟不知去了哪里。我打开电视，躺在床上，发现手机就放在枕边，便给周舟拨了一个电话，响了好长时间，周舟没有接。我又给周舟发了一条短信，叫她快些回来，我想她。然后在恍恍惚惚中睡着了。
醒来时屋内已经一片漆黑，我打开灯，感觉腹中一阵空虚，冰箱已没有任何食物，只好去超市买方便面。
我从超市回来后，见周舟正坐在床边看电视，我问：“吃饭了吗？”
周舟没理我。
“你要是没吃我就多泡一袋。”
“不用！”周舟盯着电视屏幕说。
面泡好了，我端到周舟面前说：“你先尝尝。”
周舟一扭头说：“不吃！”
我只好端着面自己坐在椅子上吃。
我吃完面刷了碗，周舟已关闭电视，钻进被窝，我也洗漱上床。
这是周舟第一次背对我睡觉，而且是我们第一次睡在两个被窝，往常床上两条被子中的一条是我们在天冷的时候用来压脚的，可今天却把我和周舟分开。
我看着周舟的后脑勺，把脚伸进她的被窝，碰到她光滑的小腿，周舟蜷起腿，将被窝裹严，把我的脚暴露在空气中。
我又伸出胳膊，从后面搂住周舟，周舟一甩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