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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点钟的时候，张超凡、马杰、赵迪纷纷起床，并不时地说着害怕、多喝水之类的话。我睁眼一看，马杰正守着两个葡萄糖瓶子往肚子里灌水，一问才知道，原来我们今天要献血。
我问：“我们昨天喝了一夜的酒，不献行吗？”
马杰说：“学校规定了，只要化验合格者，必须献血，否则不给毕业证。”然后又抱着葡萄糖瓶子咕咚喝了一大口，可能是实在喝不下去的缘故，他问我们：“你们谁喝？”
没有人回答他。
过了一会儿，马杰躺在张超凡的床上说：“憋死我了！”
杨阳从床上跳下来说：“那你丫就尿去，在这儿瞎喊什么！”
马杰说：“不能尿，要不然就白喝了。”
八点半钟，我们来到校医院做血液检验，最后的结果是，张超凡，马杰、赵迪血液合乎标准，而我、杨阳和齐思新却因为血液中的酒精含量超标许多，被禁止献血。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我走到护士面前，带着口罩的护士皱起眉头在我的身上闻了闻说：“喝酒了吧！”
“嗯，昨天晚上喝的。”
“喝了几瓶？”
“说不好，四个人喝了31瓶。”
“行了你走吧！下一个！”护士对我身后的杨阳喊道。
杨阳走到护士面前，护士同样闻了闻杨阳，然后说：“喝酒了吧！”
“没有！”
“那怎么这么大酒味？”
“出的汗，一到夏天我身上就有这味儿。”
护士皱紧眉头，用镊子夹起一大块酒精棉球，在杨阳的胳膊上擦来擦去，直到酒精棉球变成黑色，被擦过的部位明显比其他部位白出许多。护士将针头扎入杨阳的胳膊，一拔活塞，殷红的血液从杨阳体内流入针管。
齐思新也因为主动坦白自己喝过酒，节省了化验所需的一针管血液。
半小时后，化验结果出来，杨阳的化验单上写道：血液？啤酒！绝对禁止此人献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马杰很羡慕我们，他说：“要知道会是这种结果，我把葡萄糖换成啤酒多好！”
我问杨阳：“你为什么知道自己的血液不合格还要做检验？”
杨阳说：“我觉得医院缺少我这样的血液，有些嗜酒如命的病人靠输鲜血是得不到治愈的，他们还需要往体内注射一些酒精，而我的血液就是这二者的完美组合。”
我认为杨阳说的是醉话，他还没有恢复到清醒状态。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这样一条信息：一些保存不善受到污染的血液被送往食堂，撒了一些盐后便凝结成血豆腐，成为食堂的原料。
学校食堂因为这句没有被辟谣的蜚语四处流传，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食堂的炒血豆腐和血豆腐麻辣烫在近一个月内没有卖出一份，全部被倒进剩饭缸内，倒是“溜肝尖”这道菜在此期间颇受宠幸，已经屡有猪肝供不应求的情况出现。
周舟第一次从我身边离开就是由我们一起去吃溜肝尖引发的。在我们系的学生献过血后的第二天，轮到周舟所在系去校医院献血，周舟献完血后，拉着我同她去饭馆吃饭溜肝尖。吃完饭结帐的时候，我把钱包交给周舟，让她去吧台付款。交过钱周舟又把钱包给我，当时我穿着一条只有屁兜的大裤衩，装钱包很不方便，便让周舟先装着，我们一会儿还要去超市买些滋补品。
选购完商品结帐时，营业员说我们所买的商品一共是七十八块五毛二，我的钱包里正好有七十八块五的零钱，差两分钱，营业员死活不肯少收两分钱，我让周舟仔细翻一翻钱包，因为我经常会把几分钱的钢镚塞到钱包深层。
就在这个时候，周舟在钱包最里层翻出那张已经被我遗忘的避孕套发票，周舟看到后把它捏成一团，扔在我的身上，气愤地跑出超市。我没有顾及那些商品和说我有病的营业员，急忙追出超市，拽住已经跑出超市门口的周舟，问道：“怎么了？”
周舟看也没看我一眼说：“你说怎么了！”
“你听我解释，我……”
“甭解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连试都不考就走了，原来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
“根本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
“我想什么了，是你做贼心虚了吧！”
“你不了解真实情况。”
“我不想了解，我还是走吧，省得对你碍手碍脚的。”周舟伸手拦了一辆从身边驶过的出租车，甩开我的手，坐了进去。
我尚未来得及跟着钻进去，车门便“砰”地一声紧紧撞上。
汽车从我身前加速驶去，我不知道周舟要坐着它去向哪里。
返回北京前，我在西安的旅馆里仔细检查了东西，把认为和汤珊有关的所有物品全部留在旅馆，特别是那盒没有用完的避孕套，还剩下十几个，早知如此，我当初就应该买10支装的，现在我又不能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北京，只好将它们塞到旅馆的枕头下面，供下一位在此房间过夜的男人使用。我本以为高枕无忧，可以安安心心地回北京，却万万没有想到，我的钱包里还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我不能没有周舟。
听郝艾佳说，周舟最近没有住在学校，我整日守在电话旁，不停地拨打周舟家里的电话，然而，从话筒里传来的不是盲音便是周舟妈妈说：“周舟不在家，出去了……”
我失魂落魄地游荡在校园，感觉生活中出现了巨大空洞，惶惶不可终日。
暑假来临，乐队进入颇具成效的排练阶段，每日排练后，他们三人全有女朋友陪伴左右，我却形单影只，没有了周舟的我情绪极为低落，而且我又因为没有参加考试，六门功课的成绩全部以零分处理，遭遇到“试读”，如果此类情况第二次在我身上发生的话，我将面临被勒令退学的危险。一时间，所有痛苦的事情向我汹涌而来。
每日排练结束后，我们会去一家饭馆吃饭，佟小娅和齐思新在这个时候已经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杨阳和郝艾佳也不再对对方有秘密可言，两性的话题成为我们互开玩笑的焦点。
一次杨阳喝得面红耳赤仍让服务员拿啤酒来，郝艾佳阻止他说：“别喝了，再喝你身上又该红了。”
我急忙问郝艾佳道：“我们只知道杨阳喝酒脸红却不知道他的身体也会变红，你是怎么知道的？”
郝艾佳脸色绯红，说不出话来。
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杨阳经常会在酒后和郝艾佳乱搞，由此看来，酒能乱性这句话还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这种快乐情绪并不能感染我，相反，它使得我很不舒服，我匆匆吃了两口饭后决定先走一步，他们也知道我为何如此，不再强留，任我先回去。
我在回宿舍的路上忽然想到周舟也许不会再回到我的身边，我们的关系也许就此结束，她成为一个美丽的身影，在我的眼前出现又消失……这时，我想起另一个人——韩露，我们已有半年没有联系了。
回到宿舍后，我决定给韩露打一个电话。我没有看电话本，便拨通了那个熟悉的号码，这个号码曾经被我拨打过无数次，无需察看键位，仅凭借手指的方位感觉，便可准确无误地拨通此号码。
“喂！”是韩露的声音。
“我是邱飞。”
“哦，是你呀，你在哪？”
“我在学校，你从上海回来了，过得怎么样？”
“还行，你怎么样，和女朋友还挺好的吧！”
“我们分手了。”
“为什么？”
“说来话长……”
“我们同是天崖论落人了。”
“相逢而且又相识。”
“咱们同学最近又聚会了吗？”
“没有，没人组织，大家好像都很忙。”
“你和郑勇、冯凯有联系吗？”
“偶尔打个电话，联系不多。”
“咱们同学都在做什么？”
“不知道，谁也处理不过来自己的那一摊事情。”
“我最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你来找我玩吧！”
“好，我正想找个人聊聊。”
“什么时候来？”
“明天。”
“几点？”
“上午10点？”
“好的。”
第二天上午10点钟，我如约来到韩露家中，在她为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她那张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的脸上流动着心清如水的平静，看来她已将痛苦的往事彻底遗忘。
“坐呀。”韩露把她爸的烟灰缸放在我面前，“你抽自己的烟吧，我不知道我爸把烟放哪儿了”。
我点上烟，想对韩露说些什么却又不知如何开口，韩露看出我的窘态，便说：“你暑假里有什么打算吗？”
“没有，我现在的心情一落千丈，什么都不想干，你呢？”
“我打算上一个英语四级辅导班，我感觉这次四级考得不好，你能通过吗？”
“不能，我根本就没去考试。”
“为什么，我记得你高中时英语成绩不错。”
“哎，别提过去了。”我深吸了一口烟。
“你好像变了许多。”
“一切事情都是这样发展的，时间过去了，你被改变了。”
“你好像把一切看得很淡。”
“没有，我一直在认真对待着一切，可它们却像愚弄傻子一样在不停地与我开着残酷的玩笑。”
“没你说得那么严重，咱们一起参加四级辅导班吧。”
“还是你报吧，我不想。”
“哪里的辅导班好？”
“清华、北大、北外的都不错。”
“那我明天就去北外报名吧。”
第二天，我陪韩露到北外报了名，从此她每天便为上课、学英语而忙碌，无暇顾及他事，我每天跟着乐队排练提不起精神。
此时，我们在酒吧获得了一些演出机会，这也给我们带来不菲的收入，有时候我们一个晚上在两家酒吧演出，先在第一个酒吧唱六七首歌，然后再赶往下一个酒吧，唱的还是那六七首歌。唱一场乐队会得到100元左右的报酬，这些钱除了满足于乐队开销外，余额被平分到每人手中，这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感觉很好。
演出的机会逐渐增多，我们的排练次数也愈发频繁，但四个人却不能全部准时地出现在排练室，总会有某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延误排练，而另外三个人却坐在排练室徒劳地等待，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所以为了加强彼此间的联络和与外界的交往，我们每人配备了一部手机。
一家西餐厅的老板从我们常去演出的一家酒吧老板那里打听到我们的手机号，打电话通知我们去他的餐厅试一试，于是我们便带着乐器前往。
我们把那些经常在摇滚酒吧演出的曲目演奏了一遍，老板走上台来，捂着耳朵说：“哥儿几个别演了，太闹，我们这里是西餐厅，乐队应该在客人进餐的时候演奏一些柔和的音乐，烘托出浪漫的气氛，有烛光、有牛排、有红酒、有柔美的音乐，像你们这么吵，谁还敢来我们这儿吃饭呀，来了他也吃不下去。”
杨阳弹着吉他唱了一首“Rightherewaiting”，老板听后说：“对，就是这个意思，要柔一点儿的音乐，回头给你穿上西服，带上晚礼帽，打上领结，客人在下面吃，你就在台上唱，你看怎么样？”
杨阳说：“你给多少钱呀？”
老板说：“一个小时50块钱怎么样？”
杨阳收起吉他，甩下一句话：“你给多少钱我都不唱！”
第三章 颓废到底 下
乐队排练室的隔壁住着一个年轻女子，那间屋子有十二三平米左右，屋内除摆设有一台电视和一张双人床外，只有一些日常生活用品，地面铺了一层塑料泡沫的地毯，每次进屋前，此女子总要把鞋脱在门外，赤脚走进房间，我们不知道她究竟从事什么工作，只对她留有一个爱清洁的印象。
一次排练的间歇，我们正坐在椅子上抽烟，屋里很安静，谁也没有说话，就在这时，隔壁传来一阵床铺的“吱吱”声，声音由小到大、由慢至快，以至最后连成一片并混合着粗重的喘息声，不绝于耳。上厕所回来的钟风后说，他看到隔壁房间的门口摆着两双鞋，一双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女子的鞋，另一双是擦得锃亮的男式皮鞋。
杨阳说：“她是不是一‘鸡’呀？”
齐思新说：“有可能，但不能排除人家两口子大白天也高兴的可能。”
后来，我们又陆续在隔壁房间的门口看到各式各样的皮鞋、旅游鞋，而且新旧程度不同，大小不一。但一成不变的是，每当这些鞋依次出现在门口的时候，那双女鞋总是摆在门口，这使我们更加肯定了隔壁住的女人就是“鸡”。
一次，一阵暧昧声过后，我们听到一个男子破口大骂道：“哪个孙子这么缺德，把我的鞋偷走了，我那可是意大利的名牌皮鞋，800多块呢！谁拿走了赶紧给我交出来，否则我就不客气了！”
男子嚷嚷了半天，并未见小偷站出来，他的鞋也没有出现，便将一腔怒火发泄在那个女人身上，他说：“我花钱上你这儿玩来了，你却让我把鞋脱在外面，现在我的鞋丢了，你该负主要责任！”
女子说道：“是你自己主动来找的我，我并没有请你来，而且你来了那么多回了，又不是不知道我这里的规矩，谁来都得脱鞋，你穿那么好的鞋来显摆给我看呀，谁稀罕，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吗，我看见过你在菜市场卖鱼，一身腥味儿，上次你走后，给我床上留下好几片鱼鳞。”
男子说：“你等着，我再也不来了，让你没生意做！”
女子说：“你爱来不来，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三条腿的男人有的是，没有你我照样活得下去！”
男子见说不过那女子而自已又赤脚在地，便语气舒缓下来，说：“你先借我一双鞋穿回去，明天我再把鞋给你送回来。”
女子说：“我这里的鞋你随便挑，哪双适合你你就穿走。”
最后，那个男子趿拉着一双红色绣花棉布拖鞋回去了。
几天后，当我们正如火如荼地排练的时候，传来敲门的声音。我们停下手中的乐器，打开门一看，原来是隔壁的女子。
“是不是吵到你了？”我问。
“没有，我在隔壁感觉你们的音乐挺好听的，想过来看看。”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说我们的音乐好听。
“进来坐吧。”我请她进来。
“你们练你们的，我随便听听。”
一曲演奏完毕后，女子鼓起掌来，说：“挺好听，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学生，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齐思新随口问了一句。
女子很坦诚地说：“我是做小姐的，真羡慕你们学生，可以无忧无虑的生活。”
“我们也有特多烦恼，要不然我们干嘛用音乐表达。”
“你们在哪个学校上学？”
“北X大。”
“哦，我知道，和我在一个歌厅干活的女孩就是你们学校的。”
“是不是叫沈丽？”杨阳问道。
“你怎么知道的？”女子很吃惊地问道。
“丫挣过我的钱！”杨阳说话毫不客气。
“其实沈丽这个女孩挺不容易的。”女子说。
“她有什么不容易的，一边学习文化知识一边挣着钱，两不耽误。”杨阳说。
“你不了解她家里的情况，她的家庭很困难……”于是，这个女子便给我们讲起关于沈丽的故事：
“两年前，我在从老家开往北京的火车上遇到了沈丽，她坐在我的对面，模样很寒酸，坐了十个多小时的火车，她只吃了一个苹果，啃了一张大饼，我以为她是来北京打工，可一问才知道，她是来北京上学而且又和我来自同一个县城，只是不在一个村子。她问我是做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