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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马吉与田伯烈在东京审判作证时，都认定大屠杀系在南京战地指挥官与东京统师帅部完全知悉与同意下进行的。贝德士在作证时更说∶“在这秩序混乱的七个星期中，我们一次也没有看到或听到过惩办这些士兵犯罪行为的情况，更谈不上有人受到处分了。”按着上述东京审判所获的日军命令所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部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则２０万进入南京的日本官兵从上到下几乎全是犯人，应对“南京大屠杀”负责。但是，日军是层层节制，阶级服从，迄止日本战败，维持不变。
中外学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命令来源多追溯至１９３２年上海事变祸首之一，后任日本陆军部军务局长田中隆吉少将，在其１９４８年东京新风社出版之《被割断的历史∶战败秘话》中所作的回忆。于１９３８年４月曾在朝香宫指挥下的“上海派遣军”任情报主任参谋的长勇中佐（后调任第七十四联队长晋升大佐），对田中夸口说，是他擅用军司令官的名义下令屠杀俘虏∶“由于在杭州湾登陆的柳川兵团推进神速，大约有三十万中国兵被切断了退路，他们丢下武器，向我投降。要处理这么多俘虏，粮食方面是个最大的问题。我立即擅自向所属各部队发出命令∶应全部杀掉这些俘虏。我利用军司令官的名义，通过无线电讯传达了这项命令。命令的全文，当即烧毁。由于这一命令，大屠杀开始了。”我们对田中和长勇的话实在难以相信。以区区中校竟敢擅自代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发令，而且是口头命令，恐在任何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都不可能，何况可谓当时世界上最讲阶级服从的日军。另据第十六师团一位炮兵观察班长泽田正久的证言∶“俘虏数目一万左右，遂报告军司令官，司令部命令立刻予以枪决。”这个命令显然来自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因为泽田还批评他说∶在五个月前在东京听饭沼演讲时，他还讲应该善待俘虏，今却说∶“应立即予以枪决”。参谋长是幕僚，为主官出谋划策，处理日常工作，如此关系成千上万的俘虏的生命问题，他既无权也不敢擅自处理。参谋长当然可以代主官下达命令，可是处理这样重大问题绝不能作主。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王为日皇裕仁的叔父，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日始被日皇任命继松井（晋升为华中方面军总司令官）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于１２月５日赶至前线就职，他势必与各师团长经常以电话电报联络，就近指挥。另据第十六师团第三十八联队副官儿玉义雄的回忆（连同泽田正久之回忆，均载于亩本正己所著《证言∶南京战史》（５）１９８４年８月份《偕行》杂志）∶“当联队的第一线接近南京城一、二公里，彼此正在混战时，师团副官以电话说是师团命令∶‘不能接受支那兵的投降，并予以处置。’……师团长中岛今朝吾这个命令我实在无法接受，我曾对参谋长及其他参谋建议过几次，但未能获得其同意，所以我也有责任。”第三十八联队长助川静二大佐在证言中说，屠杀俘虏的命令是师团长所下的。中岛师团长在其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增刊历史与人物》，中央公论社，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说∶“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屠杀）之，……据知，仅佐佐木部队就处理掉约１５０００人，守备太平门的一中队长处理掉１３００人，现集中在仙鹤门附近的，约有七千到八千人，而且俘虏还在不断来降。”上海派遣军的第十三师团属下之山田支队（即第六十五联队）于１２月１４日在南京东北幕府山附近获得中国俘虏１４０００余名。经山田少将支队长上报请示处理办法，军部三次向东京大本营军部请示，第三次复电为“按照军司令部的责任去干”，遂有朝香宫司令官及师团长所下达的一连串“处理掉”的命令，该批俘虏延至１９日上午始动员予以全部杀掉。
“南京大屠杀”中杀我军民最多的是第十六师团。其次是第六师团。第六师团是属于自杭州登陆的第十军。其军司令官是日军皇道派，支持１９３６年“二二六”政变的三将领之一的柳川平助中将（１８７９——１９４５年）。他在杭州湾登陆的演说中曾说∶“山川草木都是敌人。”该军“军参谋长的注意”有“对支那老百姓的注意”一项∶“在华北尤其是上海方面的战场，一般支那老百姓，纵令是老人、女人或者小孩，很多干敌人的间谍，或告知敌人以日军的位置，或加害于日军的单独兵等等，有这样的实例，故不能粗心胆大，需要特别注意，尤以后方部队为然。如果发现这些行为，不得宽恕，应采取断然处置。”（见藤原彰∶《新版南京大虐杀》，东京岩波书店，１９８８年）。柳川第十军的随军记者乃说∶柳川兵团的进攻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在官兵之间有“可以任意掠夺、强奸的暗默谅解。”柳川麾下的第六师团，其师团长谷寿夫中将为中国军事法庭因“南京大屠杀”而判处死刑的最高将领。他本人就是罪魁。如同第十六师团长中岛，谷也亲自用军刀杀人，他本人强奸中国妇女十余人。第六师团的随军摄影记者河野公辉曾在该师团司令部看到一份上级传达的命令∶“不容许共产主义的暴虐，为粉碎共匪的猖獗活动，农民、工人自不待言，直至妇女儿童皆应杀戮之。”难怪该师团进入南京后，立即屠城。“南京大屠杀”时期的侵华日军最高统帅松井石根大将，于战后经东京审判以“南京大屠杀”罪行责任，与东条英机等七人被处绞刑。松井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７日发出“南京城攻略要领”之作战命令∶即使守军和平开城，日军入城后也要分别“扫荡”。对战俘问题未提只字。在“扫荡”的名义下，不仅可屠杀战俘和散兵（日军称之为“败残兵”或“便衣兵”），亦可屠杀平民。南京沦陷第三日（１２月１５日），松井再发出作战命令∶“两军（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在各自警备地区内，应扫荡败残兵，收集隐匿之武器与军需器材，扫除战场。”所谓“扫荡败残兵”，意即屠杀战俘与散兵（见李恩涵∶《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屠杀责任问题》，载于１９９０年５月《日本侵华研究》第二期）。松井和各师团长的“不要接受俘虏”，“枪毙俘虏”，甚至“难民”的命令已昭然若接。事实上，松井入城后（１７日）山田支队在幕府山所获之１４０００余名俘虏于１９日上午才动员杀掉。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即进驻南京，一直留到翌年１月。同时，１２月２１日第十六师团接替第六师团担任南京城防，不但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未能如日驻南京副领事田中及梅奇牧师所期望的减少，而且更行加剧，第十六师团成为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我军民最多的部队。日本上海总领事馆获悉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报告东京外交部。该部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其１９３８年１月６日的日记中写着∶“上海来信，它详报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掠夺、强奸，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这就是‘圣战’和‘皇军’的真面目！”（见陈鹏仁译∶《石射猪太郎回忆录》，台北水牛图书出版公司１９８７年。）石射自那时起便称之谓“南京大屠杀”，并提出于三省（陆、海省及外务省）事务局长会议，警告陆相和外相予以制止。“南京大屠杀”当然不可避免地在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２０日设立的“大本营”会议上讨论。大本营的联席会议，首相、陆相、法相、外相、参谋总长等及各部门次长和局长都出席的，会议内容由首相亲奏天皇，同时陆相及参谋总长经常不通过首相、直接上奏天皇。日本重大问题之最后决策均操于天皇之手。裕仁对进攻南京极为重视，支持军部及内阁之主战派，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密切注意南京战事之进展，何况十天前他才派他的叔父朝香宫接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翌年２月２６日，裕仁亲自召见松井石根、朝香宫及柳川平助，对于他们之攻克南京，予以嘉勉，并各赠一对镶皇家菊花的银瓶为奖。毋庸置疑的，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责任远超过这三位受奖的现行战犯。
结语裕仁天皇是富有现代知识的人，在未继位前，曾漫游欧洲，特别向往英国社会及皇族，应该了解近代英国标榜的人道主义和国际公法的存在；也无须重温日本为签字国之一的１８９９年海牙第二公约和１９２９年的日内瓦陆战公约。裕仁天皇和普通日本人都会明了对放下武器的俘虏和非战斗人员是应该予以保护，绝对不可杀戮的。否则，日本政府及军部为什么一直对日本人民隐瞒“南京大屠杀”呢？
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没有相应的实力的时候他们是采取一种迷惑的手段来学习和改进自己，一旦觉得自己的实力足以挑战任何一个他们野心的对象就会揭下他们的伪装，暴露出真实的兽性，所以对我们来说，时刻保持对日本的警惕和战备，时刻将他们设置为我们的假想敌。时刻牢记他们是我们的仇敌，时刻牢记这些人处心积虑要推翻历史的兽行。
中国要想不被别人欺负，首先就要牢记历史，牢记用武力来保卫自己，不要去搞那些噱头了！
点击察看图片链接：南京大屠杀纪念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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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思田横；不惭万古魂！（转）
在淞沪会战1937年10月29日，日军攻占上海的第三天，市民一早出门，突然看到四行仓库楼顶上飘扬着中国国旗！自从中国军队撤离后，上海浓烟翻滚的天空中，就只能看到租界的英国米字旗、美国星条旗、白俄三色旗和日占区的“膏药”旗了。
三天前，与日军苦战了75天的中国军队，就像他们来上海时一样，一夜就消失了。占领上海后的日军先是推倒了先总理孙中山的塑像，继而到处悬挂太阳旗――中国人形象地称之为膏药旗――中国报纸称之为“被正义的子弹打穿的一个血洞”的旗帜。
现在，这些房顶上挂着膏药旗的中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国旗！他们还是中国人，他们还在自己的家园！当天的《申报》有这样的一篇特写：“天亮时分，国旗飘展，隔河民众经此地，纷纷脱帽鞠躬，感动落泪。”在沦陷的上海，在数万日本陆、海、空军围困中，升起上海市唯一的一面国旗的，就是谢晋元和他率的名震天下的“八百壮士”。
国民党原第88师参谋长张柏亭在其回忆文章《淞沪会战纪要》中，这样写谢晋元：“世人咸知谢晋元将军――死后为蒋介石追认为少将――为一勇将，殊不知谢将军智谋深远，更是一位有着高度修养的参谋人才……”
“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军投入了14个半师团，近30万人，其中投入的海军力量占全部海军的一半。打击敌舰，特别是打击敌旗舰“出云”号，成了中国军队的主要目标之一。
身为陆军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元，拿出了摧毁“出云”舰的计划――经快速小火轮携特种爆炸物对“出云”舰进行偷袭。当时的《申报》这样报道了偷袭结果：“汇山码头发生大火，谢同志的计划虽未全部达成计划，但已震撼敌军，其后敌酋不敢再在出云舰驻节，而黄浦江内敌舰，也远向杨树浦以东江面移动，舰炮射击一时陷于沉寂……”
淞沪抗战时，对日军造成重创的“铁拳计划”，也是由谢晋元负责细部作业并指挥实施的。张柏亭这样回忆“铁拳计划”：“炮兵于拂晓密集射击，虬江路阵地一片火海，烈焰冲天，所有工事与建筑物尽行摧毁，紧接着突击部队适时冲进，毙敌无算，横尸街巷……”
整个淞沪抗战中，谢晋元所在的闸北地区，始终是战线旋回的轴心，88师也因此被日军称为“闸北可恨之敌”。
我军由闸北大场撤退时，许多人建议考虑长期抗战，有秩序退守经营了三年之久的防御阵地。但蒋介石又以国际联盟开会在即，能保持在上海的存在，“可壮国际视听”。要求撤退下来的三军，在毫无思想和军事准备的情况下，在沪西仓促摆开战场。令88师留在闸北，死守上海。
此时的88师已补充过5次，平均每班老兵不足2名，大部分连长战死，“一个团整整齐齐上去，下来时，只剩下几副伙食担子”。部队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为了落实委员长的指示，88师师长孙元良决定，只留下一个团死守闸北――这就是“八百壮士”的由来。
“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迅速地交到了时任88师262旅524团中校团副谢晋元的手上。孙元良要求他们，把指挥所设在88师原司令部“四行仓库”。四行仓库是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楼高六层，为当时上海少有的高楼，墙体厚实，日军小钢炮也打不透。该仓库坐落于苏州河边，在公共租界的西北方，与公共租界以铁丝网相隔。英军在其东边设有碉堡，日军在其西、北面设有暗堡。
其实，坚守四行仓库的只有一个营的兵力。该营士兵陈德松在《殊死报国的四行孤军》一文详细记述道：“以该团第一营为基干，组成加强营，仍用团番号。全团410人左右，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为迷惑敌人，在记者采访时，谢晋元假告800人。这才有了“八百壮士”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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