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号也被提出，从5月起电影界人士环绕这个口号展开了讨论。这个口号，同“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即旨在发起“一个最大限度地动员文艺上的一切救亡力量的运动”，它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电影艺术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作抗敌救国的电影，把电影界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汇入抗敌反汉奸的主流中。通过讨论，对以往摄制的抗日反帝影片的经验作了回顾，对在当时形势下电影如何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题材的范围和创作方法等，作了多方面的论述和研究。讨论中指出，“国防电影”的任务，就是号召电影工作者，在民族存亡的大前提下，以电影这个最大众化、最普及的艺术为武器，更好地为抗敌斗争服务；“国防电影”的题材范围不仅是直接描写抗敌斗争的，也应当是反映现实的。讨论中还指出，“国防电影”应该允许各种创作方法的并存等等。经过这场较深入较广泛的讨论，激励了电影工作者对抗日救国及摄制“国防电影”的热情，加深了对“国防电影”的任务、题材与创作方法等方面的理解，尤其是对中国GCD所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伟大意义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36～1937年7月，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样式和内容的国防电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当时，在党的地下组织领导下，原来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再度进入明星影片公司，扭转了该公司一度迎合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创作出了《生死同心》（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夜奔》（阳翰笙编剧，程步高导演）、《十字街头》（沈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十字街头》（见彩图）生动地描写了处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30年代青年们的苦闷、觉醒和走上抗敌斗争的过程；《马路天使》（见彩图）通过对社会下层穷苦人民悲惨命运的描绘，尖锐地抨击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热情地赞美了劳动人民正直善良、团结互助的优秀品格。影片插曲《四季歌》以优美的民歌曲调，曲折地唱出了东北人民家乡沦陷、流落他乡的痛苦和哀思，表现了中国人民要求抵抗日本侵略者的心情和愿望。《生死同心》虽然以1925～1927年大革命时代为背景，但也具有鼓舞群众为民族解放、抗日救亡而斗争的现实意义。联华影业公司这时期也拍摄了《迷途的羔羊》（蔡楚生编导；见彩图）、《狼山喋血记》（沈浮、费穆编剧，费穆导演）、《联华交响曲》（集体编导）、《王老五》（蔡楚生编导）等影片。新成立的新华影业公司，由于得到进步电影工作者的支持，也拍摄了《新桃花扇》（欧阳予倩编导）、《壮志凌云》（吴永刚编导）、《青年进行曲》（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等符合国防电影精神的影片。
广大爱国电影工作者还参加了戏剧活动，并及时地配合当时的现实斗争。“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推动了电影界抗日救亡运动的更大发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中国GCD地下组织的鼓励和支持下，陈波儿等爱国电影工作者第一次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百灵庙一带为士兵和民众演出，为抗日战争爆发后戏剧电影界救亡演剧队的建立树立了榜样。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分子使用法西斯手段来干涉和阻挠苏联电影在中国国土上公映的阴谋，并揭露他们鼓吹侵略中国的政策，爱国电影工作者和文艺界人士又围绕着苏联影片《阿比西尼亚》、《我们来自喀琅施塔得》以及日本鼓吹侵华的影片《新土》的上映，展开了保卫苏联电影上映的斗争活动，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自尊心。对于上海租界工部局阻挠和禁止中国国防电影和国防戏剧公映、上演的行为，爱国电影、戏剧和文艺工作者一起，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要求撤销租界电影、戏剧检查权的运动。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2。/＇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进攻芦沟桥，中国守军奋起抵抗；8月13日，日本侵略者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上海守军也进行了英勇抗击。全国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伟大抗日战争时期遂告开始。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社正式公布中国GCD提出的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GCD的合法地位。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宣告成立。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沦为“孤岛”，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参加武汉、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转赴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战电影制作；于伶、阿英、柯灵等电影戏剧工作者则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地区，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坚持“孤岛”时期爱国文艺、戏剧、电影的斗争。1938年秋，中国GCD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也开始了电影工作。
这样，在抗日战争的八年里，国民党统治区、日本占领区、和革命根据地各自进行着性质不同的电影活动。
国民党统治区1938年1月29日，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这是一个包括有GCD、国民党以及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赞成抗日的电影工作者的具有广泛统一战线性质的电影界全国性组织。周恩来代表中国GCD参加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领导工作，推动了抗战初期的抗日动员、宣传工作，也更直接地推动了抗战电影、戏剧工作的发展。武汉时期政治部设有三个处，负责艺术宣传的第六处由田汉领导，所属第一科管戏剧音乐，由洪深负责；第二科管电影制作和放映，由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郑用之兼任。中国电影制片厂在三厅领导下，阳翰笙担任该厂编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并迅速投入抗战电影的摄制及其他工作。1938年1～10月武汉沦陷这半年多时间里，“中制”拍摄了《保卫我们的土地》（史东山编导，吴蔚云摄影）、《热血忠魂》（袁丛美编导，吴蔚云摄影）、《八百壮士》（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3部故事片，以及三集《抗战特辑》、二集《抗战标语卡通》、四集《抗战歌辑》、五集《电影新闻》等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它正面描写了抗日战争，而不再是采取寓言、象征、暗示、影射的形式。《八百壮士》的剧本，是根据“八一三”上海抗战中，中国军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在团长谢晋元、营长杨瑞符率领下，坚守四行仓库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爱国女童子军杨惠敏代表人民群众冒险前往送旗的真实事件编写的。这部影片不仅表现了中国军队爱国军官的抗战热情，也表现出了爱国士兵群众的英雄群像；不仅表现了军队的抗日，也表现了人民群众的抗日，写出了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日斗争热情。影片曾受到国统区和香港及海外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直接领导的中央电影摄影场，由南京迁芜湖再转移重庆，其间也拍摄了一批新闻纪录片，如纪录台儿庄战役胜利的《克复台儿庄》、纪录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包括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役胜利等战况的《活跃的西线》。此外，武汉时期，荷兰电影工作者I．伊文思和苏联电影工作者Р。Л。卡尔曼于1938年先后来中国拍摄新闻纪录片。J。伊文思受“美国当代历史家”影片公司委托拍摄长纪录片《四万万人民》（见彩图），完成后曾在欧美各国上映。卡尔曼拍摄的两部纪录片《中国在战斗中》和《在中国》，内容还包括1939年5月他去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拍摄的一些珍贵素材。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心移到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在重庆进行拍片活动，编导委员会进一步加强，除拍摄影片外，又发展了放映队，成立了中国万岁剧团、中制合唱团等。1939～1940年初，“中制”的故事片创作先后完成：以军民抗战为题材的《保家乡》（1939，何非光编导，王士珍摄影）、宣传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好丈夫》（1939，史东山编导，王士珍摄影）、由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1940，何非光编导，罗及之摄影）、反映湘北军民英勇抗战的《胜利进行曲》（1940，田汉编剧，史东山导演，何鹿影、陈晨、韩仲良等摄影）、描写附逆分子觉醒的《火的洗礼》（1940，孙瑜编导，吴蔚云摄影）、表现宣传队活动及赞颂军民合作团结抗日的《青年中国》（1940，阳翰笙编剧，苏怡导演，王剑寒摄影）、号召各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塞上风云》（1940，阳翰笙编剧，应云卫导演，王士珍摄影）以及暴露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罪行的《日本间谍》（阳翰笙编剧，袁丛美导演，吴蔚云摄影）等8部故事片以及《电影新闻》、《抗战标语卡通》、《抗战歌辑》和纪录蒙、藏、回、苗、彝等少数民族支援抗战的长纪录片《民族万岁》（1940，郑君里编导，韩仲良摄影）等。中央电影摄影场在这时期也完成了宣传抗日的故事片《孤城喋血》（1939，徐苏灵编导，王雨生摄影）、《中华儿女》（1939，沈西苓编导，洪伟烈摄影）、《长空万里》（1941，孙瑜编导，洪伟烈摄影）和长纪录片《西藏巡礼》（1940，徐苏灵编导，陈嘉谟摄影）以及《抗战实录》、《中国新闻》、《特写新闻》等新闻片。
与电影创作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理论研究的活跃，新人辈出，对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电影的本质、特性及其规律、电影观念的发展、电影美学以及电影如何正确反映生活、如何挖掘和开拓更广阔的题材、如何建立民族特色和风格、如何借鉴现代世界各种电影理论和技巧，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些理论研究，在相当多的创作人员中发生了影响，促使他们，特别是中青年创作人员在实践中进行大胆的探索和创新。
美术片及其他片种除了故事片以外，其他片种，如美术片、新闻纪录片、科学教育片等，在打倒“四人帮”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也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2。/＇美术片在中国各类影片中占有特别的优势，它是中国影片在国际上获奖最多的一个片种。中国美术片无论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富有民族的风格和特色。中国美术片不仅有一般的动画片，而且有木偶片、剪纸片、折纸片、水墨动画片等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艺术受到世界各国观众的喜爱。中国有着古老的文化，其中包括极为丰富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而这些内容是最适于用美术片这种艺术形式来表现的。
建国以来，有27部美术片在国际上获奖40次，国际舆论认为，中国美术片已经形成了“中国动画学派”。例如动画片《大闹天宫》曾在44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放映，各国报纸评论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传统艺术的风格”。
由于迅速发展的电视比电影更能及时地报道新闻，新闻片不得不探索一些新的途径来发挥自己的作用。新闻纪录片已经不能满足于单纯进行新闻报道的作用，必须向纵深发展，充分利用丰富的资料，系统地全面地编辑一些重要的文献片。对某一时期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与重要事件要进行综合报道、专题报道。新闻纪录片还注重表现人物和人物的精神世界，抓住真人真事中丰富的细节，以情动人，改变了过去新闻纪录片纪事不纪人，见物不见人的情况。《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它结合文献资料，表现了周总理光辉的一生，又表现了北京及至全国人民冲破“四人帮”的重重阻力在天安门广场和十里长安街哀送周总理灵车以及各地群众的悼念活动。
另一方面，纪录中国人民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奋起反击》，揭发经济犯罪、贪污浪费的《极大的浪费》、《触目惊心》以及纪录审判“四人帮”的《正义的审判》等，都给人以强烈的启迪和教育。而《美的旋律》、《美的心愿》、《莫让年华付水流》、《邻里情》、《老北京的叙说》、《我们所看到的日本》等，都力求真实、有较深的内涵、立意清新、以情动人、又有很强的艺术性、富有诗情画意，的确为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开拓了一条前所未有的道路。
在这一段时间里，北京、上海两个科教片厂也有了新的发展。上海科影厂拍摄了《高山植物》、《喜见光明》、《熊猫》、《蜜蜂王国》、《冠心病》、《中国冰川》等；北京科影厂拍摄了《黄鼬》、《古潜山油田》、《毛孩》、《生命与蛋白质──人工合成胰岛素》、《灰喜鹊》、《尼罗罗非鱼》、《崛起的第三金属──钛》等。特别是拍摄了一系列纪录中国著名老画家绘画技法的影片，如《中国花鸟画》、《李可染画牛》、《苦禅画鹰》、《浅予画舞》、《王雪涛的画》和《蒋兆和的画》等，对国内外研究、爱好中国画艺术的人们，提供了异常宝贵的资料。
当代电影事业至80年代，电影制片厂的分布已打破过于集中的现象。30多年来在建国初期的长春、北京、上海三大制片厂的基础上陆续增建新厂，如在北京建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上海建立了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在广东省建立了珠江电影制片厂，在陕西省建立了西安电影制片厂，在四川省建立了峨嵋电影制片厂，在湖南省建立了潇湘电影制片厂，在内蒙古自治区建立了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建立了天山电影制片厂，在福建建立了福建电影制片厂，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了广西电影制片厂，在深圳特区建立了深圳影业公司，在云南建立了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此外，北京电影学院还建立了师生教学实习基地青年电影制片厂；为了满足广大少年儿童的需要，还专门建立了儿童电影制片厂；农业部建立了中国农业科学电影制片厂，为推广农业科学技术服务。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为满足各少数民族群众的需要，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广西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都承担把国产影片和进口影片译制成少数民族语言影片的任务。
＇转自铁血社区http：//bbs。2。/＇引进外国影片，是中国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长春电影制片厂就曾译制过苏联电影。1957年，在上海建立了专门的电影译制厂，到80年代为止，长影和上海电影译制厂共译制外国影片1500多部，其中大部分是故事片，也有少量大型纪录片、美术片和科教片。中国现在每年进口影片50部，大部分是在国际上有影响有代表性或是获重要奖励的优秀影片。这对促进中外人民的相互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国的影片译制工作，配有专职的导演、演员和翻译人员，配音力求保持原有风格，忠于原作，语言准确，发音口型尽量与原画面吻合，着重人物内心感情与性格的刻画。因此，译制片深受群众欢迎，并得到外国电影界的赞赏。
为适应影片进出口的需要，使中国影片尽快打入国际市场，建立了中国影片输出输入公司，中国影片已输出到近40个国家和地区。此外，在1979年又建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开展对外合作拍片任务，先后与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