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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印尼来说，经过当地华人的努力，中文教育在二战后获得飞快发展。至1957年底，印尼全国华文学校约有1860家，是二战前的三倍。但从1958年开始，印尼政府实行国民教育政策，华文学校仅供非印尼籍的华侨子女就读，印尼籍民的子女不准到华文学校读书。并针对华文教育，颁布了一系列监督外侨教育的条例，华文学校受到了多种严格的管制、监督和控制。接着1959年印尼政府颁布了限制外侨经商谋生的10号法令，不准外侨在县城以下的乡镇做生意，华侨的经济结构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县城以外乡镇的华侨，为了生存，被迫离开长期生活的上地。更有不少的华侨回到了中国。华文学校纷纷关闭停办，华校锐减，从全国原有的1860间，减存到600余间，这是印尼华校首次遭受的打击。1960年至1965年，国际大环境东西两大阵营的斗争波及印尼，印尼政府把华文教育纳入两种意识形态斗争的范畴里。视华文为代表某种思想形态的语言文字和传播工具，华文教育从学习民族语言文化被转化成为政治问题，变得非常敏感，卷入复杂尖锐的矛盾中。印尼全国华文学校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艰苦地生存。1965年9月30日事变发生，中印两国关系恶化，进而冻结邦交。1966年3月12日，印尼全国仅存的630间华文学校，全被封闭，资产被冻结和接管，紧接着又颁布了一系列**政令，禁止中华文化和印刷品，陆海空口岸关卡明文规定，华文与毒品、枪械不准进口，印尼的华文教育从此跌进长达32年的恶梦之中。
（老王语：65年印尼发生过恐怖的屠华事件，惨烈程度比98年屠华更高，排华行动由政府鼓励支持，以屠共为借口，整整持续了三年之久。美国中央情报局曾经把这段时期的印尼排华称为“二十世纪最惨的集体谋杀”。）
近几年印尼政府对华人的态度稍稍宽松了一点，办华人教育也不用冒杀头危险了，渐渐有复苏的迹象。只是华人一直为印尼政府所忌惮，若是王梓钧这种有很大知名度的华人明星公开支持华语教育的话，恐怕结果会适得其反。
郑振坤当即说出了自己的顾虑，说道：“这个事要做可以，不过不能明目张胆的做。”
王梓钧也仅仅是听闻东南亚华语教育的困难处境，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扩大华人文化的影响力。他只知道98年印尼排华，还真不清楚65年印尼也发生过屠华事件。
现在印尼、文莱等地区，进口的华语电影已经禁止使用汉语了，必须配当地的语言，这样下去，对整个华语电影市场都非常不利。
可惜，这不是王梓钧能改变的，除非能带着军队把印尼政权给推翻。
郑振坤认为做娱乐不能不和政客打交道，但最好不要和政治打交道，解释了一番才说道：“支持华人教育的口号是千万不能提的，最多你在新加坡演出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名义，捐赠一所华语学校或者设立一个华人教育基金。”
“这个主意好，就设立一个华人教育基金，对东南亚各地的华人教育给予扶持。”王梓钧觉得眼前一亮。
“哎，你呀！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好。”郑振坤摇头叹气。别人唱歌就是唱歌，哪个歌星跑去东南亚巡演一圈不是为了捞钱？偏偏王梓钧要弄什么教育基金，反倒还要贴一些钱进去。
王梓钧笑着反问：“是不是觉得我不务正业？”
胡因梦突然插嘴道：“我觉得这才该是正业啊？钱是赚不完的，一个人这辈子若是能做成一两件大事，那就值了。”
“这位是？”郑振坤却不认识胡因梦这个小演员。
“胡因梦，中影的演员，梅总手下的一员女将。”王梓钧介绍道。
“失敬，失敬，胡小姐你好。”郑振坤一时搞不清楚胡因梦有什么背景，当即站起来和她握手。
邓丽君也说：“梓钧，这个基金我可以加入进来吗？”
“当然可以。”王梓钧说，“我刚才想了一下，我们可以把这个基金的总部设立在新加坡，然后往东南亚辐射。然后台湾这边可以设立一个分部，向香港、***、韩国辐射，支持当地华语教育。”
郑振坤问：“那你的资金从哪里来？”
王梓钧说：“我可以出一些，其他的可以社会募捐，也可以找日韩当地的华人捐助。而且这个教育基金不仅是建学校，还可以进行文化产业投资，相信能够有一定的盈利。至于细节，可以慢慢来规划一下。”
“既然你兴致这么高，这个基金也算上我一份吧。”郑振坤叮嘱道，“这个教育基金一定不能大张旗鼓的搞，否则会引起当地政府的反感，我们在其本地的分支机构肯定会被取缔，工作人员很可能面临生命威胁。”
“我知道。”王梓钧听郑振坤讲了半天，哪里还不清楚。
眼下人多嘴杂，王梓钧也不好与郑振坤讨论此事，只有一边吃饭一边聊关于巡回演唱会的事情。等把饭吃完，巡演的时间基本已经定了下来，就在大年十五元宵节之后。
等宴席结束，王梓钧下楼上车准备离开的时候，胡因梦却突然快跑着追上来，敲着车窗说：“梓钧，那个教育基金会我很喜欢，能不能给我在里面安排一个工作？”胡因梦眼睛忽闪忽闪的，热切地望着王梓钧。
“当然可以，等这件事情有眉目的时候，我再去联系你吧。”王梓钧道。
“好啊，这是我的电话。”胡因梦在便签上写了号码，撕下来递给王梓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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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外公过世了，刚从***赶回老家四川。
340【勾画蓝图】
340【勾画蓝图】
王梓钧家的围墙外，十多个记者百无聊奈地蹲在那里，其他书友正常看：。
“哎，这个王梓钧，过个年也不让我们休息，真是麻烦！”一个记者抱怨道。
另一个记者说：“是啊，真是会折腾。我们总编说，过年前要是没弄到王梓钧的采访，过完年就别回报社了。”
“李哥，你可是大记者，你们总编敢辞退你？”一个女记者笑着说，“要真是这样，不如来我们杂志社吧。”
“郝小姐说笑了，你们那个老板的脾气我可伺候不起。”李姓记者说道。
“诶，你们说这个王梓钧到底想做什么？想做台湾电影界大亨吗？”
“谁知道？他们肯定又有大动作了，拭目以待吧。”
“我们可不能拭目以待，得抢先一步报道出来才行，其他书友正常看：。”
“来了，王梓钧的车！”
远处一辆轿车开来，一群记者迅速围了上去。
车子行进的速度因为记者的阻拦，立即慢了下来。记者们隔着车窗大声地问着各种问题，王梓钧却坐在车上闭目养神，一句话不说，像是睡着了一样。
王梓钧身边坐着的林清霞有些过意不去，悄悄地扯了下王梓钧的衣服，王梓钧这才打开车窗。
“王先生，请问您的王氏电影公司和第一影业机构是否已经结成同盟？”
“王先生，您和第一影业机构的联合申明究竟用意何在？”
“……”
王梓钧道：“诸位想知道消息，看明天的《影响》或者《壹周刊》娱乐版就知道了。抱歉！”
王梓钧关上车窗，没等这些记者再发问，车子已经进了大门，留在十多个记者抱怨叹气。
“这个王梓钧，越来越大牌了啊！”只能透过铁门看到车屁股冒烟的记者吐槽道。
“还不错啊，比那个王羽好多了，至少不会给咱们脸色看。”有人替王梓钧说着好话。
这些记者随便聊了几句，便散开走人了，既然王梓钧都说让他们看明天的杂志，那么就是已经把独家消息给其他人了，他们想拿也拿不到。
马上就要过年了，记者奔波一年，难得休息这几天。对于王梓钧来说，这却是一个繁忙的春节。
一是和梅长龄、黄汉卓等人讨论联手合作的事情。这说起来简单，但协调各方的利益却是个难题。如果这个工作不做好，那么这个联合就不用做了，随时都有可能分裂。
二就是组建华人教育文化基金会，从基金会的构架到各种规章制度，这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没有个三五个月根本定不下来。而且，做这个基金，必须联系到东亚各地的当地华侨，光凭王梓钧一个人搞绝对困难重重。
就在昨化城开幕式上，梅长龄与王梓钧联合宣布了一个消息，那就是王氏影城与中影文化城结成兄弟片场，两个片场互通有无，以便于片场的发展和电影剧组拍摄便利。
今天，王梓钧又和黄汉卓发表申明，王氏电影公司与第一影业机构结成合作伙伴，承诺双方在影片拍摄和上映时给予对方最惠待遇。
这连续两天的动作，立即就在业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纷纷揣测王梓钧他们的目的何在。而那些已经放假回家的记者，也被招回来做采访报道。
第二天的《影响》和《壹周刊》杂志上，公开了中影、第一影业、王氏电影三家的联合声明。宣布即日起，三家公司旗下的院线将提升影片上映的标准，粗制滥造的烂片将无法在三家院线上映、过于血腥暴力的影片，则会放在晚上十点之后上映。
对于这个声明，大多数影迷举双手赞成，因为他们时常遇到那种宣传得不错，一进影院就后悔却不能退票的电影。
在六十年代，那时候的影片还不多，即便是烂片也能看得津津有味，而且说实话，那时候的烂片还不如现在多。可最近几年，随着经济的繁荣，港台东南亚的票房不断增加，投资电影的暴利吸引了无数闻到鲜血的商人。这些商人纯粹是看什么题材的电影火就投资什么，于是就出现无数粗制滥造的跟风片，造就一部部的烂片。
与影迷的支持不同，那些小的电影公司却如坠冰窟，三家院线抬高上映门槛，这不是想要他们的命吗？这就是王梓钧的目的所在，这些小公司，要么好好拍电影做大，要么被淘汰，其他书友正常看：。
在申明文章后，两家杂志同时发起***，***内容是上一年度的十大华语烂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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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希尔顿大饭店的一间休息室里。
王梓钧与梅长龄、黄汉卓，以及国际影片、利铭电影、巨星电影等公司的老板坐在一起。今天来这里，就是要讨论台湾电影发展的问题。
王梓钧与梅长龄、黄汉卓两人讨论了好几天，梅、黄两人都不赞成成立什么电影工作者协会，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制片人协会了。不过他们在发展台湾电影这一点上，却和王梓钧的想法是一样的，谈来谈去，最终决定由梅长龄牵头，召集各大电影公司成立一个基金会。
（事实上，即便没有王梓钧出现，这个基金会也会成立。在1975年，台湾电影界的一些有识之士，鉴于台湾电影的现状，为了台湾电影能健康有序发展，合作成立了一个电影基金会。全称名叫“中华民国电影事业发展基金会”。）
梅长龄道：“我就敞开来说吧。这个基金会成立的最终目的，对于党国来说，就是为了扩大政治文化的影响；对于我们电影人来说，就是为了台湾电影事业的发展壮大；对于各位老板来说，就是更稳定长久的赚钱。”
王梓钧坐在沙发上，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在座的众人。虽然都是为了把电影做长久，但王梓钧和梅长龄的想法却有些不一样。王梓钧的想法是成立协会，订立行业基本标准，打压粗制滥造片，抬高电影制作的门槛，为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梅长龄就要温和得多，想要创立电影发展基金会，扶持新人，宣传电影文化，鼓励创作。
“梅总你就直接说吧，我举双手赞成。”黄汉卓笑道。
梅长龄拿出一个文件夹，说道：“这是我制作出来的初步方案，你们看看有什么需要修改或者补充的。”
在座的人轮流翻看着文件，轮到王梓钧时，他大致的看了一眼，上面大概是基金会的章程和构架，基金会的管理机构是董事局，设立董事长，以及常务董事若干，董事若干……
王梓钧心中一惊，这老头早有准备啊，上面各方面都考虑到了，这事恐怕他已经思考很久了。想到梅长龄前几天还在打埋伏，这样的事不说出来，王梓钧就是一阵郁闷。
其实梅长龄也不是真想隐瞒什么，而是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要向上面申请，上面没同意之前，他并不想大肆招摇。那天春节联欢晚会的录制现场，和王梓钧谈论电影现状，也不过是在试探王梓钧的想法而已。
就在众人传阅的时候，梅长龄继续道：“基金会的钱，教育部会拨一笔款，并且在行政上给予一些便利，剩下的钱就要靠大家出力了。而且第一届的董事长，上面说必须我来当，这个没法商量。我也五十好几的年纪了，董事长四年换届一次，我在这里保证，我不会连任。”
“我同意，要出多少钱梅总尽管说。”王梓钧直接表态道。
琼瑶看王梓钧一眼，她和王梓钧现在是合伙人，王梓钧既然答应了，她没理由不同意，当即也举手表态。
其他几个互相看了看，都点头同意。
大家谈定之后，便在一起商量细节，足足谈到天黑，才将基本的内容敲定，决定在过完春节后招兵买马，宣布成立基金会。
王梓钧又留下来同梅长龄、黄汉卓两人聊了一阵，才下楼坐车离开。
呆在车上，王梓钧不禁有些迷茫，台湾电影在80年代初就开始走下坡路，85年过后就只能苟延残喘了。自己的到来，真的能让台湾电影生命力延续吗？
在后世，大多数人只把台湾电影没落说成是只重文艺，不重市场，这种说法太片面了。如果拍商业片有钱赚却只去拍没市场的艺术片，难道那些制片公司是傻子不成？其实那时的华语电影中，大多数的商业片都是出自台湾，一年几百部的电影产量，仅次于好莱坞和宝莱坞。
台湾电影的没落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小企业急求近利，充满了投机与泡沫式的制片方式——70年代末：武侠动作片与文艺爱情片的反覆拍摄，题材内容掏尽，逐渐丧失票房号召力。另外，当时刘家昌的电影制作非常简陋，而且周期短，却因为故事讲得好，里面插曲好听，部部卖座。结果引起无数人跟风，电影的拍摄变得简陋化，拍电影的整天考虑的是请哪个歌星来参演，给电影配什么插曲。
在资本主义下的工业化地大量复制生产，台湾电影的创作能力难以提升。
同时，这个时期电视机在台湾已经普及，个人年观影率迅速下降。人们看电影的次数少了，难得出来一回，自然要挑好看的。这个时候新艺城成立，香港电影好片无数，人们当然要选更好看的香港片。
中小公司由于缺乏自己的发行渠道，国片院线又有包底制度，面对港片的冲击，片主丧失信心，宁可冷冻片库，这造成台湾多独立制片公司关门。
另外，当局对于电影的政策也是台湾电影没落的重要原因。***当局从来没把电影当成是一种产业来看，70年代台湾的电影政策以文宣教化为主，将电影视为一般娱乐，放弃了提升产业的最好机会。而民间影业又服膺台湾中小企业的精神，以自我创业为尚，并以短线图利为谋，缺乏远见，无论在生产规模、人才与技术培养尚均用力不足。
反之，香港的国语片在邵氏与电懋的带领下，走向大片厂制度。除了积极设置片厂、建立院线、筹拍高成本电影、成立训练班、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