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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一坤问：“家里有事吗？”
“没有大变化。”夏英杰说，“小芳上中学了，姐夫还在县中学教书，就是大姐的工作条件太艰苦。我真不虚此行，开眼界受教育了，感想不少，对写作也有帮助，回头我慢慢讲给你听。”
“那个不急。”宋一坤说，“这儿有你的一封信，江薇送来的，在写字台上，你先看看。”
“谁来的？”
“我怎么知道？”宋一坤说，“信是从英国寄来的，大概是你大学的校友吧。”
“没听说谁去英国了。”夏英杰自语着走进书房，拿起信封一看，立刻认出了上面的中文字体出自女友林萍的手笔。再看发信地址，确实是英文书写的英国城市曼彻斯特。她很纳闷，用剪刀剪开信封，里面还有四张照片。信的内容很短——阿杰，你好。
事情发生了变化，法国没去成，糊里糊涂来到了英国，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现在稳定了，我在一家日本人经营的商场里做售货员，收入不错，请不要挂念。
你还干打字吗？结婚了没有？海口一别半年多了，十分想念，非常希望知道你的消息，请早点来信，别忘了寄上你的照片，一张也可以，千万别忘了。
再见你的朋友林萍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这封信太短了，完全不符合出国女人的习惯心理，更不符合林萍能说爱道的性格。信确实是林萍写的，却不难看出刻意斟酌词句的痕迹。夏英杰心里升起一股疑团。
照片上的林萍非常美，从发型到服装都与过去有所不同，比过去少了一份艳丽和性感，多了一份朴素和端庄。眼神也不像从前那样傲视一切了，而是流露出一丝淡淡的忧伤。四张照片的背景既没有选择豪华建筑，也没有选择繁华闹市，而是一幢极普通的居民楼。
夏英杰冲着门外说：“一坤，这是林萍的信，你来帮我看看，我感觉有问题。”
宋一坤站在客厅的窗前没动，说：“你刚进门，先吃饭，我不过问你们女人之间的事。”
夏英杰拿着信进来说：“你讲男女平等时一套一套的，可骨子里的东西藏不住，一不留神尾巴就露出来了。你真该去当政治家，照亮了别人，黑暗了自己。”
宋一坤只好接过信，说：“我是尊重妇女，给你心里留出一块自留地，你别歪曲我的意思。”
“咱们家搞人民公社，谁都不能有自留地。”夏英杰笑着说，“我先去洗澡，呆会儿听你解释。”
宋一坤说：“你先给江薇打个电话，她说要把你们的人事档案挂在人才交流中心，你该去了解一下，是不是已经不用上班了。另外，江薇邀请姓苏的书商来海口商量事情，据说还要去北京与什么人见面，像是为以后介人文化市场做准备。我看她对你下一本书的创作很关注，这事你应该在她去北京之前谈清楚，不能让她把重心都放在你的作品上，否则你负不起责任，谁敢保证你每写一本书都是高质量、高效益？”
“行，我和她约个见面时间。”夏英杰说完便去打电话了，然后去厨房开热水器，准备该换的衣服。
宋一坤仔细看了信，边信封都看了一遍，按常规推断，确实有不对头的地方。
半小时之后，夏英杰从卫生间里出来了，穿着宽大的浴衣，一边用于毛巾擦头发上的水，她见宋一坤在书房里用电脑整理创作资料，便上前问：“看出什么没有？”
“我对林萍不了解，所以只能谈直觉。”宋一坤说着拿起那封信，谈了五点看法。
一、信中没有提及最敏感、最关健的合法居留资格问题，身份不明确，有“黑户”的嫌疑。
二。林萍根本不懂英语，更不可能在日本经营的商场里做售货员，她在撒谎。
三、没有正面解释目的地由法国变更英国的原因，没有正面说明付出了什么代价。
四、信中没有留下电话联络号码，回信地址是间接的，由别人转交。这是有意回避。
五、照片上没有林萍的男朋友，信中也没有提及此人，有可能失去责任关系了。
夏英杰关切地问：“你看，是不是出事了？”
“至少有难言之隐。”
夏英杰说：“既然有回信地址。我可以写信问一下，她的情况肯定不太好。”
宋一坤说：“如果她想告诉你，她信上会讲的。别人不想让你知道的事，不要硬打听。”
夏英杰有些茫然，又多了一重心事。
第九章
此时，物色“执行人”成了宋一坤制定的整个计划的关键，这个人直接关系着计划的实施，更关系着安全保障。叶红军回到罗马后立即着手物色人选，尽管他的内心是不安的，是自责的，但是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在驱动着他，使他不自觉地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有“华商信息咨询公司”的信息库，有多年从事侨务工作的基础，有广泛的交际和良好的口碑，因此，也只有他有能力、有条件、有把握完成此项工作。
确切地说，自大学毕业后他与宋一坤的交往并不多，在十几年里，宋一坤只请他办过两件事，第一件事是请他在奥地利调查“铁鹰集团公司”董事长高天海，第二件事就是将王海、孙刚移民到奥地利。
从调查高天海到夏英杰的八十万元文稿竞价，这期间相隔了几年的时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叶红军从这件事的起因、变化和结果再一次领略了宋一坤的生存艺术。
回忆起来，那已是一九九○年的往事了——那年，上海“铁鹰饭店”临近落成，围绕着饭店的装修工程，各家有背景、有关系的装修公司之间明争暗斗，竞争得难解难分。宋一坤自知正面竞争无望，便让手下找来一堆铁鹰集团的内部宣传刊物《铁鹰月报》和一本《铁鹰集团概况》宣传画报进行研究，试图有所启发。
宋一坤研究了两年来的二十多期简报，有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高天海因业务需要曾三次出国，去过七个欧洲国家，其中六个国家均只去过一次，惟独奥地利去了三次，这就是，他每次出国都要去一次奥地利，然而，除了六国之外，“铁鹰集团”惟独与奥地利没商务联系。高天海去其他国家，接待他的都是相关企业领导人，而他三次去奥地利，接待他的均是华侨协会，并无商业背景。这说明，他与那里的某人或某事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宋一坤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机会，如果叶红军能从海外打通关系，这种曲线切人的方法总比在国内行贿无门多了一线希望，如果能在董事长高天海身上打开缺口，就能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他马上给当时侨居维也纳的叶红军打电话，介绍了背景、线索和目的，请叶红军了解高天海与华侨协会的关系，争取找到机会有所突破。
叶红军很快打听到：高天海与华侨协会并没有联系，他三次来维也纳，接待他的均是一个名叫“田玉青”的人，田玉青是华侨协会的一名理事，经营一家百货商店，兼做移民生产，搞签证办居留很有办法。
叶红军认识田玉青，但并没有贸然去找他，而是巧妙地从田玉青周围的人中间打探消息，搞清田与高之间的关系。叶红军了解到：原来田与高是经一个香港人认识的，并无深交。高天海来奥地利的目的并不是找田玉青，而是来找情妇。该女子名叫周丽，北京人，现居格拉茨，拥有一家餐馆和一套住房。周丽从北京移民奥地利是田玉青经办的，中间人也是香港商人。所不同的是，田玉青是先认识周丽，后来才认识的高天海，据说那位港商曾是周丽的未婚夫，周丽的财产也是港商给的。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叶红军从“华侨大学生互助会”的名单里查出周丽在北京和格拉茨的两处地址，立即往国内打电话请北京的朋友了解周丽的家庭背景，同时亲自去格拉茨调查周丽的财产状况，从而进一步了解到：周丽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境并不富裕，而周丽却在格拉茨以二十六万美元买下一套房子，二十万美元买下一家餐馆。
叶红军冷静分析了情况之后认为，田玉青已经不重要了，应该把文章直接做到高天海身上，拿到制服高天海的证据，他把情况和想法打电话告诉了宋一坤，并提出了一个要求：找个相关的借口接触田玉青，了解内幕，套取证据。
宋一坤只讲了一句话：虚构一个比高天海更有地位、更有黑钱、更需要安全操作的移民生意。
叶红军经过了精心策划，虚构了一个神秘的故事，第一次见田玉青就给了他一万先令的定金，可谓背景不小。田玉青为了证明自己万无一失，列举了许多实例，讲出了很多情节、数字。叶红军以一万先令的代价掌握了高天海出资移民周丽的全部内幕，从而也得知，那位所谓的“港商”其实不过是田玉青的一位老乡。
至此，宋一坤已经拿到了与高天海直接对话的王牌。但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也变得复杂了。宋一坤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放弃这次竞争装修工程的机会，留着这张牌等以后有条件时再派用场。这个决定基于三个原因：一、暴露了叶红军，使他在海外不好做人。二、叶红军有可能因此受到报复，失去人身安全。三、赤裸裸地去敲诈乃小人之举，不够君子之度，从人格上不能使心理平衡。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无意中却给王海、孙刚不久后的出国铺平了道路。
转眼几年过去了，叶红军也从奥地利移居到了意大利，好像罗马的“风水”对他更好一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事的变迁，无论高天海再发生什么事，再也不会有人将“叶红军”与“高天海”这两个名字联想到一起了。
回忆往事，审视眼前，叶红军感到。如果当年调查高天海只是一点小聪明的话，那么这次物色“执行人”则需要更严谨的思维、更准确的选择、更周密的策划。这是一锤定音的决定性之举，也是把良心交给上帝的性命赌博，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失误。
叶红军反复研究了宋一坤制定的关于物色“执行人”的六项条件，他认为，现有的六条是不够的，结合实际情况来看，还应该增加三条原则——一、物色过程严格保密的原则，不能让周围的人看出任何活动过程的痕迹，不留任何疑点。
二、在特定的时间段里，“执行人”必须有充分理由证明自己不在中国的原则，预防万一之万一。
三、不向宋一坤报告“执行人”情况的原则，万一情况恶化，不能让宋一坤受到这个方面的牵连。
叶红军感到更有把握了。
方子云已被报社提出两次警告，他离除名已经不远了。另一方面，他把能够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就剩下自己一把骨头，周围的人都在议论：这个诗人脑子出毛病了。
在别人眼中，他负债累累，像输红了眼铤而走险的赌徒，无论过去写诗还是现在经商，都具有疯子的特征。然而只有他自己清楚；不久的将来，他将不再是穷酸的诗人，财富将使诗歌在他的生命里真正成为一种艺术、一种高雅、一种品位。
“方氏保健调味球”寻求投资商的信息在一家卫星电视台播出后，每天都有咨询电话打来，报社文艺版编辑室一时间几乎变成了咨询中心，这下又把领导激怒了，把方子云召到办公室个别谈话。方子云则连夜“私访”了报社几位主要领导的家，还请编辑室的同事们到一家餐馆光顾了一番。
其实，他完全可以不用编辑室的电话号码，他是有意这样做的，要的就是“众所周知”的效果，这样才能“说得清楚”。而报社之所以没有将他除名，除了想给他留条生路外，更多的是想留住一个人才。作为文艺版的编辑，他毕竟是称职的。
这天上午，方子云正在编辑室审阅稿件，同事领着一个陌生男人进来，对他说：“子云，有人找你。”
方子云和另外两位编辑同时抬起头向客人望去。来访者中等身材，相貌一般，戴着一副眼镜，穿着灰色西裤和黑色皮茄克，左臂弯搭着一件呢子大衣，右手提着一只皮箱，装束很平常。
方子云坐着没动，问：“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
陌生人放下皮箱，取出一张名片递上说：“我是根据电视广告提供的线索找到这里的。”
名片上印着：深圳三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东阳。
方子云说：“对不起，能否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我不能凭一张名片就接待你。”
他的态度有些生硬，因为他无法确定此人是否他应该服从的人，如果不是，他必须从一开始就把事态往失败的方向引导，他只能与专门派来的人进行合作。
陌生人注意到了对方的态度不够热情，他取出身份证递上说：“方先生，是你在卫星电视上发布消息寻求投资商，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我是来谈生意的，不是文学爱好者。”
方子云和另外两个编辑部笑了。
“投资商出现后，你应该真诚合作”这是宋一坤写在纸上十个重要事项第五条的前两句话，对方讲得一字不差。方子云心中有数了。
身份证上显示：刘东阳，男，一九六○年十月十七日出生，北京人，住北京朝阳区三里庙胡同七十五号。身份像看不清楚，因为中国的身份证照片全是一个犯人模样，根本无法辨认。
方子云将身份证还给刘东阳，拉过一把椅子请他坐下，说：“房地产是大生意，你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小项目呢？”
“方先生过谦了。”刘东阳说，“调味球方便、保健，应是家庭厨房必备的东西。中国有几亿个家庭，有百分之一的家庭购买就不得了。这个产品投资规模可大可小，机动性很强，发展前景不可估量，所以我感兴趣。”
方子云说：“我每天接到很多联系电话，但亲自上门洽谈的你是第一个，我相信你的诚意。你是以个人名义还是以房地产公司的名义来洽谈？”
“以我个人的名义。”刘东阳解释道，“我从四川来，刚在安河市参加一个招商会。三阳公司是我们三个亲兄弟合办的，取每个人名字的”阳“字，所以叫三阳。兄弟之间的合作难免受到家属的影响，说不清是工作矛盾还是家庭矛盾，最后分家了，各干各的。我去四川就是为了找项目，但是收获不大。
我的资金有限，规模太大干不了，小打小闹不想做，一定要找合适的项目，关键是要有发展前途。“
方子云说：“关于产品的认证等级、专利证明和现有原料、设备等情况，你在电视上都看到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你总不会盲目来找我。”
刘东阳说：“具体内容我们双方协商，我只谈两个基本意见。第一，四川的饮食文化全国知名，安河市劳动力便宜，而且我知道有一幢现成的办公楼要出租，安河市对外地投资也有优惠政策，从地利上考虑，厂子办到四川安河市比较合适。第二，既然是专利技术就要独家生产，广告宣传的规模要上去，生产规模也不宜太小，根据我的能力，我大概能筹集两百万元投资。”
“两百万，出乎我的想象。”方子云说，“我只能以技术入股，你把投资额定这么高，我怕连汤也喝不到了。”
刘东阳问：“你开发产品的总投入是多少？”
“有据可查的是十六万。”方子云答道，“我为这个产品连命都快搭上了，你不会理解的。”
刘东阳说：“如果你愿意，而且索价合理，我更倾向于买断专利，这对你我都省事。”
“这不可能。”方子云摇摇头，又看了一下手表�